人参与)南方农村报讯（记者江玲 王齐龙）“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卫生站生存艰难啊！”51岁的邱玉堂对南方农村报记者感叹道，他是广东大埔县大东镇西坑村卫生站的一名村医。“不能打吊针、医患关系紧张、治病风险高”等问题严重困扰着他，“如今凡是重病病人我都不敢接了，直接往上级医院送。”
若在以前，他是来者不拒的，“只要病人上门，我都敢治。”回忆起早年也曾从死神手里成功将急性心衰患者抢救过来，邱玉堂不胜感慨，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应国家号召入行
上世纪70年代，16岁的邱玉堂站在人生的岔口上，面临着择业的选择。
彼时，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激荡起无数赤脚医生的梦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背景下，邱玉堂认为“行医没有阶级性，比较融洽”，选择进入医疗队伍。
从大埔卫生学校毕业后，邱玉堂进入了当地卫生站，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大东公社时期，邱玉堂每月可以领到500工分，价值7元。在当时，这个待遇与村干部差不多，比起普通农民，要好许多。但邱玉堂认为“自己那时并不是冲着物质来的，而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服务农村大众”，抱着这样的追求，他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群众只要找到我，我一定给他们看病。不管是半夜三更，还是刮风下雨，随叫随到。”这些年来都是如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村卫生站由个人承包，自主经营，邱玉堂迎来了人生最繁忙的阶段。
1997年，经过两年岗位复训的邱玉堂，21门考试全部合格，由赤脚医生顺利转为乡村医生。
曾经救人无数
这么多年来，到底接诊过多少病号，抢救过多少群众，邱玉堂自己也记不清了。“乡村医生就是全科医生，什么病都要看，小至感冒，大至突发疾病等。”谈到自己曾经的一线抢救经验时，他顿时来了精神。
曾经，有一名支气管哮喘发展成肺气肿的病人，突发心衰，邱玉堂根据经验，用药着重于控制肺部感染，最终成功将病人抢救下来。“现在还健在，今年都78岁了。”他微笑着说。救死扶伤是他从医的宗旨，每成功救回一个人，他心中的成就感就增加一分。
行医生涯中，邱玉堂始终坚持原则，在严谨的临床思路下开展诊疗。找他看病的多是村里的熟人，有时病人嫌麻烦，跟他商量：“我昨天才打的青霉素，今天就不用作皮试了吧？”他摆摆手，立马严肃地否定，“我得对你负责呀。”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行医态度，这么多年来他的卫生站都比较稳妥，“没出过什么大问题。”
由于收费不贵，服务也周到，到邱玉堂的卫生站去看病的人还不少，他早年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然而，好日子却没能一直持续下去。
农村病人锐减
邱玉堂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2000年以前，他一天还能接诊5—7个病人。而现在，“一天也就看一两个病人，都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每次收费十来块，一个月下来收入都不到500元。”
以前，他对病人是来者不拒，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打针、输液、针灸都做。随着卫生站的逐步规范，他不被允许给病人输液，“但是有些病不输液的话，治疗效果绝对大打折扣！”今年，当地卫生部门抓得更严了，被抓到一次罚款1500元。邱玉堂不敢冒险，凡发烧超过39℃，或者是见到有肺炎了，“我都让他们直接上卫生院去看。”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流失了病人。
然而，更多的病人流失还在于农村常住人口的减少。邱玉堂所在的大东镇西坑村，户籍人口1800多人，常住人口却只有300多人，且多是老人与小孩。
大量劳力的外流，使得卫生站的病人大大减少，而留守的老人、儿童群体治疗风险高，邱玉堂感觉他的卫生站早已是名存实亡，成了几个相熟的人闲坐聊天的场所。
家人不让继续行医
另一方面，当下日渐严峻的医患关系也让邱玉堂提心吊胆，“现在是，一人当村医，全家害怕。”他总结道。
2005年，邱玉堂接诊过一位病人。从症状上看，邱玉堂怀疑他是得了狂犬病，但却被病人的老婆否定，称病人没有与狗接触过。处于慎重考虑，邱玉堂决定将这一病例上报防疫站。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查，最终证实了他的诊断。病人不久就过世了，病人的老婆竟将责任推到邱玉堂身上，把他告上法院。
“幸好我当时走了正确的程序，不然就真的惹祸上身了。”于是，从那时起，邱玉堂便下定决心，不再看重病。”回忆起当年那起纠纷，他依旧心有余悸。
邱玉堂说，因为风险太大，他的家人都反对他继续行医。他那在外地带孙子的老伴，时不时就打电话回来叮嘱他：“你不要再给人看病了，没钱的话就跟我说。”邱玉堂的儿子原来也是当医生的，现在也转行了。
现实撑不起信念
“我也想过不干了。可是不当村医，我还能做什么呢？都50出头的人了，说老不老，说不老吧，可头发早就白了。”邱玉堂自己呢喃道，曾经那段热情澎湃的实干岁月显然是离他越来越远了。
“大东镇245个村卫生站，60岁以上的村医就超过180个。”想着卫生站后继乏人的问题，邱玉堂也流露出浓浓的担忧，“我们镇上最年轻的村医也有40岁了，你叫我怎么跟年轻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陈竺部长说要让每一位村医都生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保障，实现了没有呢？这个问号比我的耳朵还大！”
即便如此，邱玉堂说，他还会继续当村医，至少在未来的十余年里，只是遗憾现实变得撑不起他的信念。“如今的村医在诊疗上已被缚住了手脚，以后只能尽量做好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块了。”他觉得，自己已提前进入“退休”状态，同时流失的，还有他无人继承的临床经验和曾经笃定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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