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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宁校车事故后遗症
11月16日发生在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的校车事故，21人遇难，43人受伤。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场事故悄然改变着所有与之相关的人。
这种改变，隐匿在幼儿园负责人高红霞写给丈夫李军刚的那封信里，隐匿在幸存孩子将黄色汽车误认为校车的惊恐中，隐匿在死者家属宁愿不要剩下的半学期学费也不再踏进幼儿园的信念里。
过去、现在与将来，生理、心理和生活，苦闷、伤痛与忧虑……每个人都在面对各种后遗症。在复杂的人心和纠结的现实面前，这些活着的人过得并不容易。
文、图/本报记者周清树
甘肃正宁报道
苦闷的幼儿园负责人想自我救赎；有幸存孩子再也不想去上学；伤者家属在庆幸和忧虑的矛盾中纠结于外出还是留守。身体后遗症、心理阴影与贫困，这些由事故带来的后遗症，应该如何治愈？
A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高红霞控制不住自己，在一块白布上用黑色的笔给丈夫写信，写家里的欠账、写小儿子感冒了、担心丈夫的身体状况……这封信她不会寄出去，她要随身带着，“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23日下午，高红霞又哭了。
这次，张园长的妈妈亲自上门来要债，逼得高红霞实在没办法。
张园长是小博士幼儿园的老人了。2004年李军刚夫妇创立幼儿园时，他就被聘为园长，至今已经7年了。事故后，幼儿园欠了他370块钱工资。21日，他就找过高红霞，希望能拿到欠款。
高红霞并不是付不起这370块钱，但幼儿园还欠着另外41名教职工的工资。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其他人的工资恐怕也得还。这样算下来，她要支付4万多块钱。
高红霞说，7年来，她和丈夫一直靠高息借债来扩大幼儿园规模，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事故后，她整理了一下欠款，有57万元之多。她说，她现在实在拿不出4万多块钱来。
最终，高红霞给张园长的妈妈打了一张欠条。
事故后，李军刚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目前关押在正宁县看守所。事故后续处理、协调与原教职工的关系、照看孩子、应对媒体……这些事情，都只能由高红霞来做了。
高红霞说，官方并没有给她压力，反而是一些关于钱、人际关系的事情，让她感觉透不过气来。
事故发生前，家里忙的时候，镇上的邻居很乐意帮她照看两个儿子。但现在不行了。
高红霞说，她甚至感觉到邻居在有意跟她保持距离，“他们都知道我家里缺钱，怕找他们借钱。”
事故发生一个多月来，为了维持生活，高红霞分别以单价180元和230元的价格卖掉了11台电子琴和5个火炉。
生活的困苦让高红霞不断地想念丈夫，想到“心慌”。
高红霞控制不住自己，在一块白布上用黑色的笔给李军刚写信，写家里的欠账、写小儿子感冒了、担心李军刚的身体状况……
她说，这封信她不会寄出去，她要随身带着，“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现在，高红霞依然习惯用幼儿园特有的“周”来记事：第14周，她通过看守所的监控看到了丈夫来回走动的模糊身影；第15周，她发现庆阳市检察院来幼儿园补充调查。
电视里播出江苏丰县校车事故的时候，高红霞会根据遇难孩子的年龄估计他们的身高，再用手比划着身边逝去的孩子的个子。
她说，有时候她会从床头柜里拿出花名册，回想一个个名字后面的那些面孔和调皮。她想到遇难的武博艺，这个5岁的男孩不想读幼儿园，每次都要抱着他下车；还有去世的中四班的高佳程，“我喜欢用手摸她的头，像抚摸一条小狗。”
高红霞的娘家在余家咀村，事故中这个村有10个孩子遇难，另有多位伤者。事故后，高红霞从没回过娘家，“不敢，也不好意思。”
她说，她害怕自己做错的事情会以未知的方式惩罚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她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救赎的想法：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一点东西，去每一个伤亡者家中看看。虽然她知道，肯定会有家长不原谅她，甚至会挨骂。
“家长永远都不能原谅我的。”
B
心理阴影初步显现
路小洋现在变得脾气暴躁：姐姐没有帮他拉好拉链，他就躺在院子中间打滚；他再也不想去上学，说学校“杀人”；看到黄色的汽车就说是校车，“碾人”；他把爸爸买给他的玩具汽车丢到院里，全部踩烂。
21日，于丹的爸爸于彦雄到幼儿园询问曾经交过的一份保险。不可避免地，他和高红霞谈起了齐耳短发、有一双大眼睛的于丹。
5岁的于丹在事故中头部受伤，伤势很重，入院时的情况很不乐观。这个长得很像妈妈的漂亮女孩昏迷了整整8天。醒来后，她一度行为异常、不会说话。
治疗33天后，于彦雄在12月19日晚带着于丹回了家。
由于左脑受伤，于丹的右手和右腿不灵活。字写得歪歪扭扭；右腿行动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想起入院时的凶险，于彦雄承认，现在算是很幸运了。他说，出院的时候，院长都说于家肯定“烧了高香”。
于彦雄希望女儿快点恢复，但又担心于丹的身体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害怕她再也不能上学。
谈到这些的时候，于彦雄和高红霞一起哭了。
是否会留下后遗症还有待观察，但事故造成的心理阴影已开始在于丹身上显现。
于丹以前自己睡一张床，现在一定要和爸爸、妈妈、弟弟挤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她会突然惊醒，一巴掌打过来，拍在别人身上；她还开始尿床，憋尿的时候不再跟大人说。于彦雄说，有一天晚上，于丹连续尿了两次床。
于丹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受伤出院的孩子身上。
事故中受轻伤的高倩，曾是一个“不怕人、野、疯玩”的女孩，见了车就蹦着往上爬。现在，她看到车就紧张，“有时候我们带她搭出租车去医院检查，她一定会先等我和妈妈上去，然后要求我们两个抱紧她。”高倩的爸爸高芳鹏说。
4岁的路小洋在事故中轻微脑震荡、后脑勺磕破。不过，他伤势不重并很快痊愈，只住了9天院就回家了。
但妈妈张芳霞说，路小洋现在变得脾气暴躁：姐姐没有帮他拉好拉链，他就躺在院子中间打滚；他再也不想去上学，说学校“杀人”；看到黄色的汽车就说是校车，“碾人”；他把爸爸买给他的玩具汽车丢到院里，全部踩烂。
多位伤者家属说，已经出院的孩子暂时都没有再去上学。
C
“女儿得在我们身边”
对一个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潜在的后续治疗费用就像一块悬在头顶随时可能坠落的巨石。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也开始意识到，与挣钱养家相比，和孩子在一起更重要。
矛盾的心理在伤者家属中普遍存在着：一方面，他们感激孩子能够活下来；另一方面，他们担忧孩子可能存在心理、生理后遗症，担心后续医疗费用。
对于受伤的孩子，政府制定的补助方案为：营养费20元x90天，1800元；家长护理费54元x（住院天数+15天）。出院后，政府不再负责其他费用。
按照这份补助方案，于彦雄在于丹出院时拿到了约4400块钱。
于彦雄说，他一度拒绝要这些钱。
他和镇上工作人员说，就算是孩子在普通事故中被碰了，碰的人也总得给些赔偿吧；况且，在外找个稍微好点的工作，一个月工资都有3000多块。“如果我拿了这点钱，我对不起孩子啊！”
工作人员表示无奈，说这是“上面”决定的。
之前，此次事故中的每位遇难者获赔43.6万元。
于彦雄说，于丹出院时拿回来两瓶药，他打算等女儿吃完后带她去复查，可是“一进医院就要花千把块钱”，如果以后真的有后遗症，怎么办？
对一个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潜在的后续治疗费用就是一块悬在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巨石。
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也开始意识到，与挣钱养家相比，和孩子在一起更重要。
于彦雄说，在女儿刚满百天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出去打工了，一年半后回家，“刚学会认人的于丹根本不认得我们。”
因为姑姑经常来家里玩，于丹见给自己买了很多东西的妈妈，喊“姑姑”；她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盯着爸爸，最终还是不知道喊什么。
事故前，于彦雄在江苏、兰州和上海等地打工。抱着在怀里撒娇的于丹，他说他非常后悔。
现在，于彦雄已经辞去工作，打算在家好好照看于丹。
高芳鹏则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她打算把女儿带走，“她妈妈到时候也会从太仓来昆山，一家人在一起住。”
他说，女儿接过去后，一年大概要增加至少八千块钱的花销，“不赚钱也没关系，女儿得在我们身边。”
D
不敢走近幼儿园的男人
杨浩春曾想要回半个学期的学费，“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走到小博士幼儿园门口，我怕见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卡通图案……”现在，这个开了十几年车的男人，也不打算开车了。
甘肃校车事故中，杨海军是肇事的校车司机，也是21个遇难者中的两个成年人之一。
由于热情、勤快、爱帮忙，杨海军生前在镇上的口碑很好。但这次事故中，他被认定超速行驶，需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生前积攒下的好名声也因此毁掉。
一则从其他村子流出的传言称，杨海军的棺材被愤怒的死者家属砸烂了。
他的家属也没有获得43.6万元的赔偿。杨海军的妻兄徐正荣说，政府只在杨海军下葬前后，给了家属1万块钱，而且“没有名义”。
失去杨海军，这个家庭几乎撑不下去了。
目前，杨海军19岁的女儿在西安一所学校读幼师专业；由于学习不好，他15岁的儿子还在村小学读6年级。
事故前，杨家种有5亩多烤烟，每年可收入1.7万元左右；杨海军在幼儿园开车，每月工资900元；妻子徐巧仍在幼儿园做饭，每月工资800元。
现在，烤烟成了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但烟叶收割下来打捆后，每捆70多斤，徐巧仍说，她没有力气将烟叶扛进烘烤房里。
杨海军去世后，留下了一张一千元的存折和一张有243元的银行卡，这是杨家现在所有的积蓄。
不过，没有人知道这张银行卡的密码，家属必须到公安局开具死亡证明，再到公证处进行继承人公证。公证需要手续费200元，他们还要花费24元的往返车费和一个上午的时间。
杨海军的家属犹豫再三，至今没有去公证，也没有取出这243元钱。
同杨海军一样，杨浩春也是一名司机。事故中，他4岁的儿子杨梦飞遇难。一起遇难的，还有他堂兄杨春晓3岁的女儿杨亚静。
12月24日下午，杨浩春、杨春晓等人在杨浩春家围着火炉闲聊。
聊到事故的时候，杨春晓低着头，右手不断撕扯左手食指上的死皮，一句话也没说。
杨浩春说，他给杨梦飞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孩子不在后，他曾想去幼儿园要回剩下的半学期学费，“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走到小博士幼儿园门口，我怕见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卡通图案……”
现在，这个开了十几年车的男人，以后也不打算开车了。
在生下一个女儿后，杨浩春的妻子因为输卵管堵塞，不能再生育。杨浩春36岁时，他们在县医院抱养了杨梦飞。
杨梦飞遇难后，在处理后事时，杨浩春曾向陪同他们的镇上工作人员提出，希望将妻子的病治好，镇上的人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这个事情再也没有回音。
在家门口，杨浩春指着眼前用砖铺成的小道说：“看，这道上的砖头，还是孩子帮着铺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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