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家族：燎原的影视帝国

　　黄家禧透露，邵逸夫现在十分健康。他最近一次见到邵逸夫，是上周去邵逸夫的家中。轮椅上的邵逸夫需要戴着助听器跟他讲话。那天他们微笑着打招呼，邵逸夫习惯性地冲他挥了挥手。如今在家的邵逸夫，每天必看TVB，今年所有的自制剧，他一集不落，全部看过。方逸华每周会带他进城喝两次茶。

邵逸夫与儿子邵维钟（左）、邵维铭（右二）及侄儿邵维锦（右）合照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香港、北京

　　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以下简称TVB）坐落在九龙将军澳。综艺录影楼的正门外墙上，“迈向45”4个大字，在冬日的暖阳下色彩斑斓。今年11月，TVB迎来创办44周年的台庆，粤港一带忌讳言“4”，所以TVB提出了这个新的台庆口号。

　　11月19日，“万千星辉贺台庆”晚会在综艺楼举行。每年台庆的开场节目是一个固定程序——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在两位港姐的陪伴下，主持亮灯仪式。当晚镜头切入时，出现在画面里的，不是104岁的邵逸夫，而是由今年港姐冠亚军陪伴着的董事局副主席梁乃鹏。

　　在台庆的媒体见面会上，邵逸夫的夫人、无线董事局行政主席方逸华女士解释说，因为邵逸夫在午睡，不忍心打搅，所以没来参加台庆，不过他会在家中收看电视。香港媒体穷追不舍，问方逸华TVB当晚是否会进行权力交接，她对长枪短炮的媒体留下一句话：“你们明天把故事编好一点啦。”

　　12月7日，TVB发表声明：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电视）董事局宣布邵逸夫爵士将自2011年12月31日后，退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同时，邵爵士亦会退任无线电视非执行董事及董事局辖下行政委员会成员职务。声明中还宣布：梁乃鹏将接替邵逸夫，出任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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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告诉你，我永不退休。”1981年12月4日，邵逸夫在位于清水湾的办公室接受了媒体采访。那天他刚刚获得香港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主持仪式的，是港督麦理浩。

　　那年，邵逸夫投资1亿5000万港币，联合《星球大战》特效制作班底和好莱坞制片公司，拍摄了科幻大片《Blade Runner》，中文名为《电脑人》。“拍片就一定要拍大片，我们这个《电脑人》，是讲机器人跟真人恋爱、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是后来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银翼杀手》。

　　也正是那一年，邵逸夫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刚刚有过一次股权之争。打算收购邵氏的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邵逸夫还是拒绝了收购方案。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

　　“也许合作，多方发展，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换口味，一直做电影。”邵逸夫说，“我的一生兴趣都在电影，现在这个年纪，不打算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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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年是邵逸夫的父亲邵玉轩从宁波老家镇海郊区朱家桥镇来沪创业的第4个年头，当时他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名为“锦泰昌”的颜料行。同年，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旅日归来的老板兼摄影师任景丰购置了法国造木壳手摇摄影机以及14卷胶片，邀请京剧名家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片段。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电影诞生的标志。

　　后人对邵玉轩的零星记载，大多没有离开这几个关键词：为人谦和，经营有方。在众说不一的有限史料中，有一点颇为一致：邵玉轩1920年去世时，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上海滩著名大亨虞洽卿、前苏浙总督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不难发现：邵玉轩思想开明，人脉广泛，生意经营得极其成功，当时应该是十里洋场极有影响力的商场人物。

　　上海滩创业的20年，正是中国风云突变的20年，邵玉轩的家族生意正是在这个时期崛起。多年后，他的几个儿子“深谙市场、远离政治”的经营之道，与他的经商智慧如出一辙。

　　邵玉轩跟电影初次结缘，是在一次跟朋友的游玩中。那天他们偶然看了一场电影，虽然还处于默片时代，但老百姓对于一块白布上出现活灵活现的山水人物充满了好奇。散场后，邵玉轩跟朋友打听起了他关心的问题：一部拷贝多少钱？一部影片可以放映多少场？每场观众大约多少？票房如何？成本多少？赢利多少？那一次，邵玉轩隐隐感到：经营得当的话，卖电影，比卖颜料挣钱得多！

　　1907年，邵玉轩迎来了四子邵逸夫的诞生。因其前有3位大哥、两位大姐，排行老六，所以邵逸夫后来被港人称为“六叔”。在3位大哥仁杰、仁棣、仁枚之后，这位“仁”字辈新丁取名“仁楞”。

　　在吴侬软语里，“仁楞”并无不妥；但换成北平或其他方言，这个名字多少有些不雅。三位大哥依次号“醉翁”、“邨人”、“山客”，邵仁楞给自己取的号是：逸夫。

　　“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头等大事就是经商。一生从商，终生忙碌。取这个名字，是希望自己以后能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度过一生。”邵逸夫后来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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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氏家族进入电影业，始于大哥邵醉翁。

　　邵醉翁，1914年毕业于神州大学法学科，从影之前在金融界、商贸界摸爬滚打，先是与人合资办“中法振业银行”，同时在南北各地兼营三十多家商号，后因经营“华友蛋厂”失利，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1922年，法租界有个叫“小舞台”的娱乐场所，每日都有戏曲、评弹、评书等各色娱乐活动。因老板经营不善，债台高筑，最终只得抵押变卖。邵醉翁就这样成为“小舞台”的新主人。接手后，他将“小舞台”改名为“笑舞台”。一字之差，观众一目了然：此地为娱乐大众而立。

　　“笑舞台”的主要业务是上演文明戏。当时与他联手创业的两位骨干，便是后来在影史上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两位大家：张石川和郑正秋。邵醉翁排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居然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身边朋友于是夸他：你有写剧本、做导演的天才。

　　不到一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离开“笑舞台”，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推出《孤儿救祖记》。该片的成功，奠定了它在业内的龙头地位。邵醉翁深受触动，电影这个新兴行业果然如他所料，有利可图。1925年6月，邵醉翁创办了邵氏家族的第一家影业实体：天一影片公司。

　　邵逸夫后来解释：之所以叫天一，就是天下第一、天下一家的意思。他没有提到另外一层意思，老胶片易着火，按《易经》说法，“天一生水”，水能避火。

　　天一开业短短半年，邵醉翁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传媒学者李亦中后来评价说：这一快速、多产的特点，此后一直贯穿于天一制片公司的日常运作。

　　“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是邵醉翁为天一公司确立的制片宗旨。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沿袭了这一宗旨。

　　《立地成佛》描写了一个横征暴敛的军阀，在爱子死后，遣散妻妾、散尽家财，削发为僧、立地成佛的故事。问世后，它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度被批为“反动影片”，“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直接对立”。

　　邵醉翁1933年接受采访时回应说：我觉得什么都有新旧，只有道德没有新旧之分。就现在而论，还应适当提倡旧道德，忠孝节义不过是解释略有不同。

　　“守旧”是邵醉翁和他的天一公司留给外界最深的印象。天一公司的片头，是一尊佛像。在当时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大背景下，很少有生意人会如此清晰地亮明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邵醉翁还在办公室供奉佛像。天一的片场按他的要求，四壁刷成明黄色，很多第一次来的人，都疑心“进了佛堂”。

　　《立地成佛》原本打算在中央大戏院隆重上映，却与明星公司的排片档期发生冲突，首映不得不推迟。天一与明星由此结怨。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独家发行6家公司出品的影片，以此控制片商，封杀天一。这就是“六合围剿”。

　　以今天的眼光看，天一公司是典型的家族企业：邵醉翁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邨人任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不久，邵醉翁娶了红演员陈玉梅为二房太太。在当时，再找不到第二个家族，有这样的电影生产势力。

　　邵逸夫当时的身份是摄影师，他使用手摇式摄影机，出任了大哥执导的影片《珍珠塔》的摄影，上下两集，合计20大本。

　　天一自1925年创立，到1937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邵氏兄弟善于揣摩大众心理，搭准市场脉搏，比同行领先一步，推出新题材与新样式，以此吸引观众，争取更多票房份额。”这是内地传媒学者李亦中对邵氏兄弟早期创作的看法。

　　胡蝶是天一公司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她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公司出片神速，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后来影人流传的声音中，有一种充满了对邵醉翁和天一的不满：天一虽为大公司，实则连小公司都不如。一般电影人不到末路，绝不会进天一，而从天一出来的，也大多是因为忍无可忍。

　　面对六合公司的联合封杀，邵醉翁带着邵氏兄弟离开上海，赴南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