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家族：燎原的影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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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离泰国、印尼、爪哇、怡保、吉隆坡都很近。那个时候那里没有电影，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新鲜的玩意，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很成功。”邵逸夫后来说。“我们有6组流动放映车，每组由一人掌管。全套器材，在货架上，去乡下放电影。”

　　邵逸夫当时刚中学毕业。他只身一人在北平度假，突然收到三哥发来的电报，就这样来到新加坡，做起了电影。

　　后来的邵逸夫，扛着手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工厂里给工人们放电影，身上都是毒蜂蛰的疱。香港媒体谈到这段创业史，说：邵氏王国，是放映机连格摇出来的。

　　1920年代的新加坡，虽然本地影院不少，但是放的影片大多来自欧美。那个阶段，邵氏兄弟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这一称号后来成了家族的终身品牌。邵氏兄弟依然坚守中国传统古典题材，放映一些天一出品的古装片，同样极受欢迎。

　　“当时南洋华侨七成以上为小商人、苦力和雇农，依旧过着中世纪的被剥削生活，保持着强固的乡土观念与先辈的生活习惯，世界观很不进步。”电影史学家郑君里如此分析邵氏兄弟当时的成功，“邵氏很多带有封建意味的作品，能在南洋各地盛行一时，不仅因为它们能够满足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同时也因为它们并不违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奴化教育。”

　　1941年元旦，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在《星洲日报》以整版篇幅为自己做广告。“1941年，我们在星马、印尼、泰国、安南，已经拥有了139间戏院。”除了提到的这些名下产业，邵氏兄弟在当地还有两家大型游乐场。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邵氏所有戏院充公。沦陷时期，在大哥的主持下，邵氏兄弟依旧坚持以稗史为题材，拍摄一些受普通观众欢迎的影片。香港媒体后来评价说：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

　　与兄长们的做法有所不同，邵逸夫当时因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幸运的是，未遭严刑拷打，两周之后，他被释放了。

　　“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所以就照实说，我是放抗日电影，但是那都是真实的纪录片。”邵逸夫说，“他们又指我发了10万传单，我说岂止10万，是50万！”

　　据邵逸夫解释：日本宪兵队征用的很多士兵，其实都是邵家两个游乐场的警察。当时邵氏兄弟还经营着“新世界”、“大世界”两大游乐场，雇佣了50名警察。沦陷后，这些警察进入了宪兵队。“这些警察联名保我，说我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我很快被释放了。”

　　邵氏兄弟一开始经营，就在为日后庞大的影视帝国勾画蓝图。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演员、影片和影院，邵氏兄弟在1946年成立了邵氏出版印务馆。到1958年，他们将这种宣传策略做得更为专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版了邵氏正式的宣传物《南国电影》，最初销量便达到10万册。

　　《南国电影》的问世，主要是为了从宣传阵地上，迎战另一家影业公司——“国泰”的《国际电影》。国泰的掌门人陆运涛，是新加坡首富陆佑之子，也是后来邵逸夫在香港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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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30年之际，邵氏兄弟在南洋已经拥有了131家影院和十来家娱乐场所。不同于新加坡的局面大开，邵氏兄弟在香港的经营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地产大亨历来是最强势的金主。富豪榜上绝大多数的席位，是为地产界名流预备的。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逐渐眼热，一心想进入地产业。此时，由邵邨人和儿子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正在同业的竞争中岌岌可危。

　　邵邨人是兄弟中性格较为保守的一个。他知道投资拍片可能会获得高额回报，但担心个中风险，所以一直以放映为业。经营戏院回报率低，但是风险小。进入50年代后，邵邨人进入地产业，选择清水湾的地皮作为未来邵氏父子公司的片场。因为邵氏父子在香港制片业务急剧萎缩，邵邨人将其中一个片场以270万变卖，随后在九龙弥敦道置地，兴建了二十多层的“邵氏大厦”。邵逸夫来港后，便在这里暂时栖身。

　　得知邵家在港的电影业务大不如前，刚刚结束第二次欧美采购之行的邵逸夫连夜从新加坡给二哥写信。十多天后，收到回信。二哥明确表示：目前家族影业处境维艰，已无心恋战，冀家中弟兄能有一人，来港主持邵氏影业。

　　1957年初秋，邵逸夫离开了打拼30年的南洋，只身来港。这一年，他50岁。半年后，“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邵逸夫出任总裁。他的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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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邵逸夫抵港的前一年，老演员王元龙领衔成立了“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一年后更名为“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台湾当局声明：为阻止宣扬赤党思想的影片流入台湾，非“自由总会”会员机构拍摄的影片，不准进入台湾市场。“总会”成立后，香港影坛正式出现左右两派。

　　1950年代，因为内地政局风云突变，香港影业公司无法进入内地市场。为了让邵氏的影片不致丧失台湾市场，邵氏兄弟加入了自由总会。

　　深谙市场的邵逸夫很清楚：左派只在官方主导的市场有竞争优势，但香港是纯市场环境，所以他的对手一直在那些自由派中间。放眼整个香港影坛，眼前最强劲的对手，依然是从新加坡就开始较量的陆运涛。

　　在后来的影史记载中，陆运涛这位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的海归派，不仅作风洋化，而且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早在1948年，比邵逸夫年幼8岁的陆运涛便成立了国际戏院有限公司，同时大举引进宽银幕、新式放映机。他以从事电影发行进入电影圈，旗下四十多间戏院，1951年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这便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的前身。

　　1953年，陆运涛的“国泰机构”正式登陆香港，成立子公司，设立“粤语组”，试探粤语片市场。电懋比起邵氏，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剧本创作。很显然，与文艺气息浓厚的陆运涛相比，编剧是邵逸夫作为制片家的短板。电懋旗下当时最有名的编剧是姚克，由他编剧的《清宫秘史》在内地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除姚克之外，电懋另一位大牌编剧是作家张爱玲。当时大多数的一线明星，全部跟陆运涛的公司有合约。

　　面对劲敌，邵逸夫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在香港的出击。他从美国之音电台挖来一个主持人担任公司的宣传经理，这就是日后成为邵逸夫左膀右臂的邹文怀。重金相邀之下，邹文怀来到尚未挂牌的邵氏兄弟上任。他对邵逸夫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宣传部门的所有职员，由自己决定。

　　明星战略是从大哥邵醉翁开始就贯穿整个邵氏家族经营战略的重要主题，邵逸夫面临的处境，就是邵氏此时白手起家，没有一位明星。据盛传已久的版本，当时他和邹文怀二人联手，制定了一份挖角名单，最经典的一战，就是挖来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

　　在二哥邵邨人经营的时代，邵氏父子曾不惜重金，聘请林黛主演过3部邵氏影片：《乱世妖姬》、《梅姑》和《追》。不过，经验老到的陆运涛，早已师从好莱坞艺人的经纪理念，用各种方式控制艺人私下跟其他影业公司接触，以防挖角。

　　因为电懋一直有人“照看”林黛，邹文怀始终得不到接近她的机会，只好将电话打到林黛的住处。一番激将之后，林黛答应赴宴，坐在了邵逸夫对面。据说当日邵逸夫亲自给林黛斟茶，林黛也在仔细打量眼前的邵氏总裁——他就是那个一手兴建了清水湾影城的六叔？

　　跟三哥谨慎求稳的经营策略不同，邵逸夫一到香港，便拿出了自己的大手笔。他在香港买下清水湾当时占地65万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筹建好莱坞之外的另一个梦工厂——为期7年才竣工的邵氏影城。

　　毫无疑问，两次欧美之行，让邵逸夫深受震撼，也明白了构建工业蓝图的诸多要义。香港地少人多，对于最擅古装题材的邵氏来说，拍摄场地无处可寻。邵逸夫拿出50万，按照图纸，筹建了中式古代街道和极具中国田园意韵的乡村永久外景。当他和他的清水湾影城出现在香港大小报端时，连同林黛在内，香港同行顿时明白了六叔的来头。

　　陆运涛当时给林黛开出的片酬，已经极为可观。邵逸夫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到了林黛面前：电懋的两倍！当时全港最红的女星，就这样成为了邵氏的签约艺人。为她量身打造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后来红透香江的黄梅调《貂蝉》。

　　关于黄梅调在香港的盛行，后来学者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当时京剧在粤语地区并无市场，因战乱滞留在港的京剧大师马连良，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靠香港朋友接济，以致长期负债。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香港人并不热衷皮黄。反倒是黄梅戏轻柔婉转的嗓音，打破国粤界限，进入寻常百姓家。

　　1957年5月28日，《貂蝉》公映，好评如潮。连续半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当时最好的票房成绩。一年后，这部影片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中，一举囊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音乐5项大奖。这部戏不仅让邵氏名利双收，也捧红了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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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貂蝉》走红后，李翰祥成为各大老板眼中苦求不得的名导。之所以同行们挖不走他，就是因为当时邵逸夫手上有一份跟李翰祥长达8年的合约。“我当时才30岁，8年一点都不觉得长。老实说，不要说8年，就是80年我都签。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让我做导演，怎么说都行。”李翰祥后来这样回忆。

　　事实上，邵氏对于旗下导演和艺人的掌控，极为严厉。邵逸夫本是通过挖角在香港起步，最懂如何力保自己不被以牙还牙。

　　“其实《貂蝉》是我最脸红的戏，拍得很坏，但能获那么多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李翰祥后来说。《貂蝉》之后，邵氏乘胜追击，再度推出林黛担纲女一号的大型古装片《江山美人》，影片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0万，刷新了邵氏自己的纪录。在1959年的第六届亚洲影展上，这部影片史无前例地囊括了全部的12项大奖，也让林黛第三次捧起“亚洲影后”的奖座。一年后，李翰祥执导的《后门》再一次上演了囊括了新一届亚洲影展所有奖项的这一幕。邵逸夫和他的邵氏兄弟，成为业内所有人刮目相看的黑马。

　　1960年，香港10大卖座影片，邵氏独占6部。陆运涛的电懋，只有3部。

　　《后门》虽然大受奖项肯定，但是因为采用黑白摄影，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春风得意的李翰祥正大谈特谈个人艺术追求，邵逸夫突然发火，“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

　　李翰祥十分不解：当初《貂蝉》获奖，六叔您很高兴啊？

　　“《貂蝉》能赚钱，《后门》呢？”邵逸夫说。

　　“那我就拍一部又能获奖又能赚钱的片子！”

　　邵逸夫清楚：李翰祥心里想的，除了获奖，还是获奖！是时候给这位狂热中的年轻人泼泼冷水了。后来将近三年时间，李翰祥没有获得任何片约。

　　邵逸夫内心最在乎的，到底是电影艺术，还是票房生意？1980年代，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应说：“我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喜欢）的娱乐着手。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雪藏”李翰祥的第三年，电懋老板陆运涛亲自抓了公司的一个项目：筹拍《梁山伯与祝英台》。其实早在1920年代，邵氏在上海创立之初，就已经拍摄过《梁祝痛史》。令邵逸夫大为光火的不是自家题材被人翻拍，而是电懋一直擅长时装片，如今却想跑到古装片这一邵氏的拿手地盘分杯羹。

　　“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冷板凳上的李翰祥，在接到邵逸夫新命令的同时，正式“解冻”。

　　在邵氏影城外面，清水湾的路上，李翰祥遇见一位浓眉大眼的女子，行路步态中透出几分男儿的干练之气。这位邵氏艺人，让李翰祥迅速坚定了自己心中那个大胆的创意：起用女艺人，反串梁山伯一角！——这位在路上被李翰祥捡到的女主角，就是后来邵氏另一当家花旦凌波。

　　黄梅调《梁祝》只花了半个月就关机，邹文怀抓住反串的噱头大肆宣传，吊足了外界的胃口。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发生题材撞车的“双胞案”，香港媒体说：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后化蝶，却生出了双胞胎。

　　《梁祝》在李翰祥的家乡台湾引起了极大轰动。当时举家出门看《梁祝》、万人空巷的情形是很多台湾老人至今深刻的记忆。很多痴迷的影迷，连看十次以上，台北看完赶到高雄继续看。1963年的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梁祝》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反串出演的凌波，领取男女演员哪个单项奖都不合适，组委会于是为她专门设立“最佳演员特别奖”。

　　邵逸夫从《梁祝》获得的最大震动来自凌波——一个默默无名的艺人，一夜间成为不输林黛的顶级明星。他深受启发，这个心得对他后来的整个事业带来巨大影响：要想让邵氏家族的电影事业持续发展，一定要不断培养新人。

　　电懋就这样被邵氏杀了个措手不及。类似的事情在邵逸夫身上多次发生。70年代，邹文怀跟他分道扬镳自组嘉禾公司后，两人成为竞争对手。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发现嘉禾新片《啼笑因缘》因故暂停胶片洗印，赶紧给香港打电话，要求公司立即抢拍。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梦》，提前上映，票房不俗。这种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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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氏和电懋的竞争，在1964年陆运涛夫妇发生空难后基本终结。如果邵逸夫愿意讲述，这肯定是他五味杂陈的一年。这一年，邵氏当家花旦林黛因为感情问题自杀身亡；清水湾影城正式竣工，14间摄影棚全部落成，邵氏电影王国初具规模；邵逸夫的儿子邵维铭突遭绑架，交出300万赎金才破财消灾。

　　得知儿子化险为夷，邵逸夫又回到清水湾继续工作。“全世界最忙的制片家”，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ChinaMail》曾在头条以这样的标题形容他。几乎所有与邵逸夫接触过的采访对象口中都有一句大同小异的话：邵逸夫精力过人，工作时间惊人。他每天都跟员工同时上班，其他人5点下班，他一般会工作到10点。如果是在试片室看片，他会回家吃完晚饭，回来继续看。不管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如今的清水湾邵氏影城，昔日的3层办公楼依然矗立在院内进门右手位置。二楼最右侧便是邵逸夫当年的办公室，他对面的房间属于邹文怀，过道旁边是看片室。邵逸夫最喜欢在那里看片，除了看邵氏影片，也看其他公司的影片。他的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9部电影。

　　陆运涛离世后，邵逸夫在香港已经没有对手，但是昔日风头强劲的黄梅调也已式微，新的出路在哪里？《新生晚报》是邵逸夫经常看的报纸，他每天必读的版面，是一个名为“何观”的影评人写的影评。在一片“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赞誉中，他批评邵氏电影“太过阴柔，缺阳刚之气，是女星的天下，长此以往，发展不均”。“何观”，就是后来开创新武侠电影的名导张彻。

　　张彻对邵氏女影星如数家珍。邵逸夫对他印象极好：你总批评我们捧女星，那我以后就叫邹文怀多多宣传男星。

　　“不！您错了邵先生。邵氏电影，从剧本开始，就是为女星量身而写，男艺人一直不过是她们的陪衬。要想治本，必须从剧本开始改！”张彻说。

　　1967年，受内地红卫兵运动影响，香港左派电影机构已经濒临绝路。邵氏新片、由张彻执导的《独臂刀》在这年公映。这部令邵氏所有高层提心吊胆的新片，上映首周，票房突破100万，刷新了香港影史纪录。主演王羽也从起初月薪200元，一举跃升至6000元。这种薪酬，已经可以比肩邵氏一线花旦的待遇。从此，电影的男星时代来临。

　　《独臂刀》之前，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导演也拿出了自己的新武侠代表作《大醉侠》，但是因为票房不佳，邵逸夫并不高兴。这位失意导演名叫胡金铨。后来，他拿着一个只有36场戏的剧本，再次出现在邵逸夫的办公室。邵逸夫没有细看剧本，呵斥他回去重写。从影半生的邵逸夫不相信一部只有36场戏的剧本，能够拍出一部及格的电影。胡金铨后来把这个剧本带回台湾拍摄完成，打破了台湾的票房纪录。这部戏就是《龙门客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