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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购票系统频遇“故障” |
一封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信引发“网购剥夺农民工买票权”争议
上海铁路局昨回应称将加强团体订票改进售票服务
前日，农民工黄庆红致铁道部领导的一封信经温州媒体刊发后，引来了各界热议。来自重庆彭水的黄庆红目前在温州郊区打工，他在信中称，今年实行的网络售票对于他这样平时不接触网络的群体不公平，由于票额早就被抢购一空，他连往年去售票窗口拼体力买票的机会都失去了。有网友据此评论称，网络售票“方便了白领，害苦了农民工。运力有限，一碗水还是要端平些，别让农民工回不了家”。但也有网友认为说法被“夸大”。事实究竟如何呢？
一问
农民工买票权是否真被剥夺？
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一封外来务工者黄庆红致铁道部领导的千字信。37岁的黄庆红来自重庆彭水，在温州郊区的一家机电公司当司机。他在信中称，自己半个月前开始去火车站售票窗口买回乡的票，但连续四次都被告知车票已被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抢光了，往年过年回家还可以通过通宵排队拼体力的方式留有买到火车票的希望，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和厂里的40多个工友都不会用电脑，老板帮他们上网买票也没买到，因此他认为网络售票对农民工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合实际了。
买票未果的黄庆红因此感到心里憋得慌，他说：“我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现在买票有多难，这个问题得关注一下。”于是，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想到了写一封信给铁道部领导，但是他不知道该把信寄给谁，于是就趁着路过温州都市报社的机会，把信投给了报社，希望能引起关注。
黄庆红的这封信经媒体刊发后，在春运大幕即将开启的大背景下迅速引起了各界的热议。农民工买火车票的机会是否如黄庆红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因网络售票而被剥夺，公众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有网友有感于黄庆红信中所表达出的心酸和无奈，还有网友认为网络售票对不会电脑更没有网银的农民工不公平。也有网友认为，农民工买票权“遭网购剥夺”的说法夸大其词。
二问
“通售共享”是否导致网络提前将票卖光？
黄庆红在信中说，“往年买票他靠的是拼体力。但实行网络购票后，票都在网上卖光了。”因为网络放票时间相对提前，是否真存在网络将票卖光，而其他渠道无票可卖呢？其实，这一问题早在网购时间期限确定后，就曾引发猜测。今年1月1日，铁路部门确认，当日起网络购票、电话订票预售期将比窗口和代售处提前4天。对此，很多旅客都在猜测不同的购票方式是不是有分配比例、不同的预售期是否会使网络和电话率先将车票卖光。对此，铁道部并没有直接进行回应。但此前，北京铁路部门在召开春运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电话、互联网、窗口和代售处车票执行的是“通售共享”模式，并没有分配比例的概念。
既然“通售共享”，网络购票是否真会提前把票卖光呢？记者对黄庆红所在的温州有关人士进行了采访。据温州火车站介绍，目前温州有3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春节前的铁路运力只有30万，有着巨大的缺口。由于来自四川、重庆等地的打工者众多，从温州前往西南方向的火车票最为紧张。按照新的规定，网络和电话购票的预售期为12天，代售点10天，车站窗口则仅5天。因此，通过网络和电话至少可以提前两天购票。热门目的地的火车票往往在开通网络、电话购票几个小时后就被全部扫光。也就是说，像黄庆红这样来自西南地区的打工者要想买到火车票，必须采用网络或电话两种购票方式。
三问
农民工订票究竟难在哪里？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黄庆红的遭遇在温州的农民工群体中并不少见，如何帮助农民工群体顺利地买到火车票呢？根据温州火车站在网络售票推行后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的调查，不少农民工普遍反映不会上网及网络拥堵上不了网，因此温州火车站站长助理刘辉等人对此提出了多点建议：一、熟悉网络购票流程，旅客和铁路部门都有个适应过程，旅客最好学会网络购票，实在不会可让亲戚朋友帮忙；二、铁路部门在大力推行网络售票和电话订票的同时，应照顾存在文化差异的农民工，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三、铁路部门应尽量增加车次，提高铁路运力，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坐火车回家。
昨日，温州火车站的上级单位上海铁路局也就此事作出了回应。上海铁路局表示，电子商务是社会大势所趋，网络售票可以多一种售票途径，至少让一部分群体不用再到车站排队，从而节省奔波时间，但目前确实存在网络、电话订票拥堵问题。“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务工人员团体票的组织，加大网络售票、电话订票等多种购票方式及流程的宣传，尽全力方便旅客购票。”
上海铁路局表示，已考虑到尽量照顾农民工群体买票的问题，“今年春运铁路对广大农民工群体推出一些实惠举措：包括降低农民工团体票购票门槛，从原来的30人以上降低至10人以上，而且不限车次和日期等。”
不过，上海铁路局也坦陈：“农民工这个群体实在庞大，即便所有人不坐火车，全让给农民工，还是解决不了，铁路运力毕竟有限，所有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记者观察
4张与500张
2012年铁路春运，多达五种的售票方式让许多旅客欣喜不已，他们认为这下子车票可要变得“好买了”，到车站买不到票，可到网上去订了。但习惯了在传统窗口、代售点购票的旅客，或者那些没能掌握网络这种看似普及的“新技能”的旅客却感到有些不适应，因为网络、电话提前放票，他们担心“以前排第二个都没有票，现在连排第一个都可能没有了”。其实，静下来想一想，铁路推出的新订票方式，只是增加了购票渠道而已，其背后的铁路运力并没有大面积增长。在这一现实情况制约下，面对上亿人的“春运大迁徙”，一票难求的矛盾在今天仍然无解。
面对新的购票方式，一些人拍手称快，一些人叫苦不迭。但到底是该固守陈规，还是该努力去尝试新事物？这个问题其实应该交给公众、交给市场去回答。答案究竟如何，可能依旧各有各的说法。但记者的一次经历，或许会给旅客一些启发。1月1日，火车票全国实名制。当天，北京西站因没携带身份证而到公安制证窗口办理临时证明者多达500人，而同一天在北京南站仅有4人办理临时身份证明。500张和4张的背后，是意识的培育，是习惯的养成，是与趋势对接的一种自我适应与调整。南站之所以出现“4”，是因为南站早在去年6月就尝试了实名制，从去年6月1日的400张到今年1月1日的4张，其实正说明了旅客逐步适应、接受新事物的过程。面对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的不尽完善之处，需要有关部门尽快拿出解决措施，而面对“农民工致信铁道部”的问题，则需要立体去看待、合理去对待。
文/本报记者 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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