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鱼的公益实验

　　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对草根公益组织提供免费帮助的前提是，你得答应按我的规则玩。那就是，亮出你的每一笔钱的来源与开销，做到财务透明。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杨艺的任务，是每天主动找草根公益组织“聊天”。

　　“我们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免费的帮助，包括免费的短信平台、网络宣传、市场营销、人员培训、资金支持等。”

　　电话那头，迟疑的，一字一字地反问，“真不收钱吗？”

　　“是，不过，你们要承诺财务公开透明。每月做财报，并公布在网站上。”

　　说到这里，她就会有点紧张。按照她的经验，话到此处，对方很可能会沉默一会儿，干脆挂断电话，或者问她“有什么目的”。

　　她要苦口婆心地解释，不是我调查你们，如果你们做到财务透明，也会增加你们组织的公信力，会让你们的组织得到更多的筹款和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杨艺是透明鱼公益实验室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资金捐助者叫赵修平。这个有条件获得帮助的游戏规则就是赵修平制订的。

　　赵修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希望透明鱼网站能成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的学校，通过三年的培训，让他们养成透明的习惯。

　　在国内资助了十多个公益项目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有条件帮助”的看法。

　　有人问他，有条件的帮助还是公益吗？他说，当然是，透明的机制能让钱送达最需要的人手中，“这是中国公益组织中最缺的，也是最重要的。”

　　转行慈善

　　时间回到2007年秋天。

　　从飞机上俯身下看，青海高原以及周边茫茫的戈壁是土褐色的，空旷又神秘。降落下来的城市是西宁。

　　这是赵修平夫妇第一次踏上中国内陆城市的土地。在凛冽的秋风中，披上了当地送来的绿军大衣，他们有点新奇。

　　1976年从台湾去美国留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硅谷创业。赵修平创办了三家公司，均成功上市或者被收购。

　　2005年，退休后，他成立了赵修平夫妇公益基金，开始另一份事业。斯坦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的主任找到他，说他们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资金支持。

　　于是，他捐出100万美元，开始帮助青海的学龄儿童注射预防乙肝的疫苗，也由此开启了他在中国内地的公益事业。

　　降落在青海，他不是来迎接掌声的。几十年企业家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他的处事风格。他要把第一个项目当做商业案例来考察。效果如何，效率如何，如何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价格的合理？如何又能让更多学生享受到这项服务？

　　赵修平在青海冷静地观察，并不断向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甚至在来青海前自己先到北京，在此项目的合作单位那里“踩点调查”。

　　作为一个旁观者，仅仅是资金上的捐助者，赵修平对此项目是满意的。

　　但随着他投入公益事业的精力越来越多，他的困惑和苦恼也多了起来。

　　同样和斯坦福有关。2008年，一个年轻的甘肃女人的故事在美国华人公益圈子里流传开来。她孩子患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快两岁了。受到美国一基金会的帮助，来到斯坦福大学医院治疗。当地华人也为此展开了募捐。赵修平就是募捐者之一。“很遗憾，治疗得太晚，病情太复杂，最后还是去世了。”

　　后来甘肃女人收拾箱子，回了老家，把剩下的募捐款捐给了跟她孩子一样的病童。她给美国这边传达信息，甘肃这样的病童非常多，急需得到救治。

　　赵修平了解了信息，主动负责起这个项目，在甘肃兰州设立了小红巾项目，救治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从一个纯粹的资金捐助方变身为项目的全程参与者。

　　小红巾的启示

　　从美国硅谷到甘肃兰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从2008年开始，赵修平夫妇一年平均三四次到兰州跟踪项目进展。即便这样，他们觉得自己从门外汉到对项目门清的内行人，还是有些困难。

　　赵修平发现，他很难要到完整准确的资料，“这种要求很难被拒绝，但很难得到满足。”即使拿到手，也看不懂。这让他非常抓狂，几十年的企业管理经验，经过手的项目成百上千个，都不如眼下的公益项目让他头大。

　　这也是为什么，他把透明鱼公益实验室变成了大课堂。一步步，甚至是手把手教人做财务报表。

　　“我自己遇到了这么多难题，那我想别人可能也有跟我相同的情况。我希望把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提高项目的公信力。”

　　他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财务信息浓缩在一张表里，月报、季报、年报，以资助人的角度出发，希望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提供详细情况。

　　回到小红巾项目，这是赵修平的试刀石，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同时也必须面对现实的落差。

　　病人的钱怎么花，这在美国一目了然。因为大家多用信用卡结账，每一笔资金往来都留下了痕迹。中国民众习惯用现金结账，尤其是那些亟待帮助的贫困家庭。

　　这就给他造成了困扰，“资金往来，谁拿了，拿了多少，不清楚。”

　　由于程序的原因，兰州的项目，被资助的先天心脏病儿童家属需要先垫付医疗费，等出院时由医院统一结算，退还给家属。

　　这是因为，农村有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国家可以报销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赵修平再按比例报销。

　　那些住在乡下的孩子亲属，有时候会隔两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来医院拿返款。有时，让哪个恰好来兰州的朋友捎回去。

　　但是结账之后，谁在场，谁负责，谁签字，都没有记录信息。

　　赵修平很反感这一点。

　　他坚持要有人在结账后签名负责。他还拿着名单，随机抽查，家访。他在一个乡村里家访时，发现得到资助的数字和医院提供的数字不太一样，这让他有点吃惊。

　　更有糟糕的消息，有工作人员说，有笔钱根本就捐错了对象。

　　情绪过后，赵修平明白，在这么大的项目中，偶尔有差错，可以理解。但不好的现象，必须杜绝，“我不是打个哈哈就能过去的人。”

　　从修改制度开始，他一点点纠正项目的漏洞。同时把一家合作医院扩展到两家。一方面，扩大了宣传渠道，另外，形成了事实上的竞争。在两家医院中可能有相同的案例，这样一对比，该花多少钱就大致有数了。

　　三年来，小红巾项目一共帮助600多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了手术。

　　但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后续的帮助。赵修平利用自己国外的网站，把这些孩子的信息推广出去。

　　但，有个同样的问题横在他面前——如何让外国人相信这个中国的项目。

　　“来自政府的规范是一种方法，但我不是政府，办不到。此外，最好的力量是来自捐助方的要求。那我们就通过捐助方来把要求讲清楚。不是掏了钱就算了。”

　　2011年10月，北京聚集了30多家草根公益组织的代表，在他们的见证下，代表着透明制度的透明鱼公益基金成立。这是赵修平来自小红巾、而高于小红巾项目的期望。他愿意借此解决和他一样的捐助人的疑惑，推动中国公益的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