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的开创者

　　当被问及菊儿胡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时，老人中气十足地回答，“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90岁的吴良镛作为梁思成事业的继承者，倾其一生都在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

　　这位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22年生于南京，1946年起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他创造性地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人居环境应该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过去我们以为建筑只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目前，我们城市建筑方面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988年，在北京市支持下，吴良镛主持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规划。1992年，菊儿胡同试点获世界人居奖。吴良镛说，最近20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87岁时，他在夏日里还奔波在建筑工地，病倒了。在医院躺了两年后，老人又以惊人毅力爬了起来，重新开始每日十小时的繁重工作。如今，吴良镛带着7名博士生，还主持编写《中国人居环境史》。

　　1月9日，在采访结束时，这位90岁的老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坚持目送《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当被问及菊儿胡同工程是否是他最满意的作品时，老人中气十足地回答，“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文革”前的人生起点

　　《瞭望》：抗日战争让你对中国人居住生活有了哪些痛楚的体验？

　　吴良镛：我1922年出生于普通家庭，生活很艰难。又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大变局大破坏，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痛苦。自1937年南京失守，到1945年重新回到南京，我历经颠沛流离，其间自己也加入了抗战队伍。我亲眼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感受到了战区老百姓居住情况的痛艰。记得1940年，我在四川合川参加高中考试，最后一门考完已中午，这时日本人开始轰炸，天崩地塌，大火整整烧了一天，这人间惨剧让狗儿都哭了，我此后再没听过一条狗的声音有那么凄惨。基于此，我对学建筑，为居住做些事情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瞭望》：你和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起，到清华大学工作，这对你的人生是否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

　　吴良镛：在云南参战期间，我是在中国远征军第二军，这是与敌人短兵相接，奉行打出去战略的部队。直到1944年打到缅甸，后来在畹町会师。我是在会师之后，抗战胜利之前，1945年5月到达重庆，见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思成要我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帮忙，主要工作是画图、保存文物，解放后的《文物保护手册》就是以那时的工作为基础完成的。1945年10月，梁思成再次找我，谈建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事宜，他的视野已开始转向战后的建设。抗战胜利后，我于1946年9月，搭运煤的船从上海来到北京。会到梁先生，到清华工作，对我，对我的人生，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瞭望》：你构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框架，是引领学科发展的科学家，又是规划事业的实践者，又是建筑教育家，你最认可你的哪一身份？

　　吴良镛：我认为，我之所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我来到了清华建筑系，会到了梁先生，以及很多的专家，比如那个时候文学系有朱自清，社会学系有费孝通等，清华的学术环境让我非常满意；第二就是创办建筑系的事业，这一点离不开梁先生，我特别要讲梁先生是特别爱才、特别诗性的人。他看到一个人他就信任你，后来清华建筑系的班底很多是我的同学。我个人也没有辜负梁先生的爱才之心，在工作上很尽力。

　　至于回答“最认可的职业身份”问题，我首先是教育工作者，因为教育工作者不光教书，还要研究问题；作为研究者又要参加实践，自1947年梁思成先生回国后，我作为他的助手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在各个阶段很不一样，导致了国家在建筑方面的政策也不同，这给建筑学者与实践者带来了很多的困惑以至批判，许多人士由此噤若寒蝉，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文革”之后的新开端

　　《瞭望》：“文革”结束时，你对建筑学都有哪些思考？

　　吴良镛：从1978年，我开始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会议，访问美国，做客座教授，以及1980~1981年在德国学习，我主要的思考是寻找中国建筑的道路问题。

　　1981年回国，恰逢中国科学院改革，我获得了新的任命——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我深知担子更重了，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建筑到底怎么走?自己过去亲身做的事情，哪些对哪些不对？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如何应对与选择？

　　《瞭望》：你后来找到了“广义建筑学”这个方向？

　　吴良镛：1981年改革开放第一次学部会议，会议的方向确定为要走科学道路。在此后将近10年，一直到1989年，广义建筑学涉及的理论观点一直得到关注与议论，这些理论观点总括的趋势告诉人们这个行业必须要扩大，行业的内容要展开，旧的内容要更新。

　　1989年我提出了“广义建筑学”，我认为这来自于两点顿悟：其一，既然建筑有那么多内容，为什么不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和探索，而不应该笼而统之地谈；其二，当时在陕西发现了一个聚落，叫蒋寨，我从这个聚落联想到中国社会中的很多聚落不仅仅是房子，更是一种社会要求（例如家族聚居）的外现。

　　从聚落看建筑，由此从房子的概念进步到了社会的概念、组织的概念，涉及到社会背景、社会内容、社会性质。基于这两点顿悟，我构建了广义建筑学理论，这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瞭望》：后来你又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各种建设都要与人的居住、居住环境结合起来，居住环境应该是个系统，被综合考量的，例如现在的农田水利，没有水就没有田，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1993年提出，1995年清华大学建立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2009年“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的陈嘉庚奖，说明这个科学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本世纪初，我决定要建立人居环境科学的学科体系。经过10年出版了《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进展2002~2010》，这本书包含了对人居环境的探索，人居环境史的归纳，建构了一个科学体系。尽管如此，我们做的工作仍然是初步的，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瞭望》：人居环境科学内含着“宜居”这个概念，是不是自然环境各有不同，中国建筑就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模式？

　　吴良镛：这个体系的建立带有新的学术框架。但建筑要走中国道路，从我大学起就是确定的，这就是我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认识。改革开放后这条道路要具体化，但也有不明确的问题，即“如何与国际接轨”？我认为可以从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启发，但是由于面对的社会问题不一样，比如西方城市化中没有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完全接轨。

　　研究“中国模式”，主要是谈建设中的问题，例如城市化问题、城乡发展问题、以人为本、老百姓的安居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学术框架中思考从而具体解决，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大方向上就会陷于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