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探索现代中国的建筑道路
《瞭望》：你很早就从建筑领域转到城市规划，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吴良镛：建筑最早是在大学里面学的，后来到云南参战，对战争惨况体会得很深，也让我对建筑、规划有了很多想法。
战后跟同学在茶馆聊天，谈起要搞城市规划，因为建筑不能满足社会要求。战争破坏太厉害了。当时普遍的居住条件太差，甚至都谈不上建筑的特点了，迫切的要求是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基本的生活居所的问题。
《瞭望》：从你的老师梁思成开始就提出“现代的又是中国的”（modern and Chinese）问题，现代中国这条道路，从那时就在寻找，你这一生找到了吗？
吴良镛：这条道路我和我的团队，在梁先生思想的影响下一直在寻找，这就是几十年我工作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文革”时期的封闭，文化多元化了，各种学派都出现在中国。既然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必然会有对多元思想的接受，因此在建筑界本身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说，这条道路一直在探索，探索是具有复杂性的，现在看来“一锤子定音”是不太现实的。
《瞭望》：可是，有论者指出，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只有现代的，而没有中国的？你怎么看待中国城市的模式化呢？
吴良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国建筑的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厚的，然而中国近代建筑的遗产却并不很深厚，大众对建筑的修养普遍薄弱，西方国家对建筑有公认的标准，在中国就没有这一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现在中国建筑面临困惑，所以呈现出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标准界定含混不清，反映了这方面的基础较差。
《瞭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现代化的经验不足，还是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
吴良镛：从建筑本身来讲，西方的建筑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在探索变化。我们国家上世纪50年代前产生了很多大师，尽管学派不同，但不会千奇百怪。然而从50年代起关于建筑现代化的思考就没有一致过。国际上也是如此，1978年在墨西哥开会，会议题目是《建筑与国家发展》，然而会上的说法各不相同；1981年，在波兰华沙开会，会议题目为《人、环境、建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很明确的，但开会时就乱了，会议代表们阐述了不同观点，这让他们遗忘了会议的主题。
当时的西方建筑学界，产生了种种学派，比如解构学派、符号学派、建筑死亡学派等等。有些学派产生了一些专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有影响力和启示的。回到对中国建筑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即缺少对过去的研究，缺乏世界眼光。总的来说就是外部时局与学术大环境的长期不稳定，导致了建筑学说的复杂与多变。
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需要谈一下，就是建筑决策中的深厚的长官意识，这不意味说所有的长官都不懂建筑。但如今，建造一栋房子是非常困难的，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且有很多精力不在建筑本身。
“我想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瞭望》：菊儿胡同是你最满意的作品吗？
吴良镛：菊儿胡同的设计得到了国际各方面的肯定，但我希望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个。
菊儿胡同，我把它称为“菊儿胡同的试验”，这个试验始于1979年，这个试验应该被视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一部分。当时我与朱自煊等教授研究什刹海的时候，就提出了居住区的模式——四合院的门面在街道占据较小空间，大街在两边，居住空间要大而安静。
可以说，这种模式是好的。那么，是不是拿这个模式建设新的住宅呢？1979年开始研究这个，当时最大的挑战是争取较好的密度，如果我盖三层的房子所拥有的空间相当于五层楼，那么这个试验就成功了，这个探索过程一直进行到1987年。
《瞭望》：菊儿胡同在后来是否对实际的城市改造起到借鉴作用？
吴良镛：我想这是一个过程。菊儿胡同的设计得到了国际专家的肯定，但是同行的建筑师对它的评价是：一般稍好。菊儿胡同在国内宣传很少，是受之于国际学会的推荐，才被广泛知晓。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李鹏同志还在菊儿胡同发表过新年讲话，这是对菊儿胡同的肯定。后来李鹏同志问到了菊儿胡同的经营情况，但结果是我折本了。所以有人说菊儿胡同没有典型意义。其实并不是说让所有的房子都盖成菊儿胡同，这是一个方向，每个地方都具有地方特色，提高住宅的舒适度是根本追求。菊儿胡同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产生和发展的，即使在北京，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瞭望》：展望未来，对于中国建筑你最关注与担忧的是什么？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只是提出了学术探讨的方向，并不是说一提出来就能解决问题，但未来是乐观的。科学体系提出了，问题提出来，这样解决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并且这一过程需要在反复中推进。
我们讲的以上科学理论，是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探索出来的，是在转型期所做出的探索。时代还在发展变化之中，理论还要进一步与实际联系，所以不能放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未来的探索还需要我们本着庄重的态度去进行。□
（《中国新闻周刊》钱炜与实习生王玮为本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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