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港人不易做
2011年中旬，香港就人口老龄化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在当时表示，“双非”婴儿有助于缓解香港的人口老龄化。
当时，驳斥这一说法的人并不多。林跃豪也觉得这种说法符合逻辑。
“十年来，香港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所以香港需要吸收内地精英的基因，在香港繁衍发展。”这些年来，他认识了不少赴港生子的内地父母。
“这些人在内地的经济条件都是很好的，非富则贵，香港没办法说欢迎你来生孩子，但是香港确实需要有这样的后进力量。”林跃豪掰开手指，说这些父母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有企业高管，有知识分子。
但根据林跃豪的解释，《中国新闻周刊》发现，决定赴港生子还有其他的背景。
2007年，林跃豪在香港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同时来香港分娩的还有三位温州的商人，其中一个已经离异，儿子也已上高中，商人的新女友年纪还小，她担心没有孩子不安全，因此执意要生孩子，最终她选择了香港；而另外两位则是已经生了两个，要在香港生第三个。
对此，林跃豪将赴港生子的分为几类人，其一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这群人以福建、温州、潮州、上海、东北为主，占总数一半的，是男性37至60岁的群体，或婚姻失败或找了第三者，女方为了维持关系，要孩子，但又不愿将孩子生在内地的，这些男性通常都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林跃豪说。
另一部分是内地公务员或者是国企工作人员，“他们有经济基础，可第一胎是个女孩，决定要在香港生一个男孩”。
他这一说法得到了刘梦熊的认可。他甚至轻松地说：这几年香港私家医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有很多是二奶，因为生孩子不用结婚证、准生证。
但往往完美的算盘总有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林跃豪的大儿子现年7岁，6岁时在香港抽签，抽进了香港最好的公立教会学校。上了一年小学，但他一进学校就不适应，爱哭爱闹，老师不断地与林跃豪联系，疑似孩子有多动症或者厌学症，“于是政府出资源，叫我们不断地去检查，后来发现孩子是因为不在我们身边，又不懂英语和粤语，感觉很受委屈。”林跃豪又不得不将孩子带回深圳读书。“交了好几万的择校费，他现在又变得不爱表达了。”
林跃豪甚至怀疑这与他们提前分娩有关，“大儿子早了20天，第二个也早了3周，如果你要在那待产，自然分娩，那个价格就会很高，我们住的病房一天就要1.5万，更重要的是排期排不上。”林跃豪说。
尽管如此，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他都做了细致的布局。由于考虑到香港户籍无法在内地从政和从军，林跃豪在2010年，分别为两个孩子在内地通过关系，以同音字为名，办理了内地户籍。
“谁也说不准孩子以后会去做什么，我需要为他铺好路才行。”
矛盾在慢慢化解
2月10日，周末，深圳罗湖关口开通了跨境学童的检查口，从香港到深圳，队伍有十几米长。
这一天，香港有媒体的文章标题是：《双非儿童挤爆香港学校 香港教育体系面临压力》。说的是香港最近展开了小学入学统一派位选校，数以万计的“双非”儿童有意回流香港上学，所以新学年共缺少大约3000个名额，文章虽有牢骚，但这只是开始。
和这篇文章一样，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刘国霖也有牢骚，但不是对于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的医疗设备和人手真的很紧缺。
现下，香港共有私家医院10所，公立医院8所。面对今年700万港人可能发生的产子小高峰，刘国霖担心的是接待不了。
“居留权、‘双非’这些问题，都是政府和入境处需要考虑的，我们只关心病人。”刘国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2月9日接受电台专访时表示，应该先用行政措施处理“双非”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才考虑寻求人大释法或者修改基本法。
曾荫权说，行政措施已经逐渐有成效，内地孕妇冲急症室的个案由去年年底每星期近50人减至近期平均20多人。政府也已经向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提交一份内地中介公司名单，以及专门接载“双非”孕妇来港车辆的资料，希望内地当局取缔。
但刘梦熊称，行政、人大释法、修改基本法这几项措施都不明智。“因为行政手段会导致司法复核，一旦进入程序，很快会推翻行政决定；而在人大释法方面，1999年人大就曾经做过解释，但相关方面没有执行。”刘梦熊说。他最担心的是修改基本法，“修改基本法是最长远的做法，但工程量太大，如果因为‘双非’而修改基本法，那以后遇到其他问题，又要修改，所以并不可行，因为基本法还是要保持相对的稳定。”
2月13日，香港首次重判一名因协助内地孕妇来港“冲关”产子（即未经登记的“双非”孕妇闯关入境分娩）的内地中介人徐莉，因其“违反逗留条件及向入境处作虚假申述”，将被监禁10个月。
香港入境事务处首席入境事务主管黄然生说，在内地，像徐莉这样的人还有40多人；在香港，也有20人。
而在这60人的背后，是香港并不丰富的资源和不断涌港的内地孕妇。在这二者之间，是错综复杂婚姻、情感、二胎、居住权等等的拉锯，这一切，成为了“双非”婴儿新生命的起点。 ★
| [上一页] [1] [2] |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