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的政治麻烦

　　导演想得太天真了

　　“这100年（对国民党而言）很不堪的。我都做过这样的方案——要不就坦白面对这100年的历史。可是它是个庆典晚会，这样也不合适。”加上如何规避两个政党纷争、本省人外省人的隔阂等等错综微妙的问题，赖声川觉得题目既难又复杂。他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方案，最终，他选择了有故事的摇滚音乐剧《梦想家》，创造出黄花岗73、74烈士两个角色，隐喻当年为理想牺牲的人中其实有留名的和不为人知的，他们都一样为梦想付出了生命。

　　这是一个过于大胆的、美国式的思路。赖声川庆幸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缅怀先人的角度，可以不分政党大家来共同庆祝这个日子。

　　可是导演想得太天真了。

　　“两天烧掉2.15亿（新台币）”，成为《梦想家》演出之后，最先且集中对赖及团队的指摘。“弊案”“浪费纳税人的钱”“攀附权贵”等字眼煽起了不明真相人的情绪，加上与日叠加的报道，赖声川和整个庆典活动的组织者、台湾“文建会主委”盛治仁陷入了排山倒海的批判之中。

　　赖声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自己的艺术和创意还是无法战胜政治的算计。

　　《因选举，我在热爱的土地沦为“罪犯”》，1月18日，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的第四天，赖声川面对全台湾媒体召开新闻说明会，以这样的题目开始陈述。他详细解释了“辛亥百年庆典”晚会的情况，他强调3点声明：他没靠关系取得标案、没独得2亿元、表演工作坊的标案是13个独立标案中的其中一个。

　　说明会之后，时任台湾“文建会主委”的曾志朗表态，“从没有把音乐剧《梦想家》当成弊案在处理”。他还表示，艺术家有他的国际声誉，以赖声川的声誉，可以接到很多案子，承担之后却惹出这么多争议，任何人都会有点委屈。”这是自前任“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因“《梦想家》风波”被迫辞职后，官方第一次就此事发表意见。

　　虽然在选举结束之后，赖声川相继从朋友那里得到线索，这些有重点有层次的“叫骂”，多数来自选战中的另一个阵营民进党的精心部署，可是两三个月的谩骂造成的影响不可能短时间消除。

　　“我的内心多么简单，政府让一个艺术家来掌控大典，也不过问我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很先进的社会。对我来说，参与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荣耀的。”赖声川回忆当时对这台晚会的期待。

　　赖声川和丁乃竺当初还曾想，通过和“政府”合作大型活动的经验，为台湾的艺术创作争取到更大的自由和空间。“本来想让‘政府’知道，哪些程序是对创意文化有伤害的，没想到伤害到了自己。”

　　甚至，《梦想家》风波还成为文艺界炮轰台湾文化政策的导火索。2011年11月18日，台湾文艺界在网络发表《联署宣言》，“我们认为《梦想家》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个案。这些年来，政府的文化政策一贯偏重硬件建设，更越来越走向烟火式、节庆式的空洞活动。”

　　一系列愤慨和铺垫的重点是，“文建会补助300多个百年系列活动，总金额高达17.88亿元新台币，占年度文化总预算15％，金额远远高于经常性补助”。尽管时任“主委”盛治仁强调，庆典支出是专项经费，与“文建会”的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无关，但这已经不重要。

　　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1月，主要目的在于“积极辅导、协助与营造有利于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展演环境，奖励文化艺术事业。”但台湾的表演艺术团体多年来都是“靠自己”，并没有从基金会得到多少补助。

　　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之后，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提出战略必须以文化主导，更是把文化预算要从现行的1.3%提升到4%。

　　而根据补助的政策，作品越多越好，获得的补助就会越多。也就导致好的越好，差的越差。记者了解到，这几年加之经济不景气，新的补助政策导致台湾的剧场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大小剧场间矛盾加剧。

　　《梦想家》一出，各种情绪都找到了表达出口，直至荒腔走板。

　　事实上，赖声川一直试图让更多的同行有所收获。在这次百年庆典中，台湾从事剧场的人，除了负责行政工作的，技术范畴的人几乎全部参与其中。

　　“可惜，我们的努力全部被忽略了。”丁乃竺失望地说。

　　之前从未因剧获罪

　　“即使现在说起，我也不后悔接下这个创作。”赖声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很长时间以来，这位在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导演都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政治，对当下“政府”进行犀利的嘲讽，但从未因剧获罪。那时候经常有人问他承受过怎样“挑战界限”的压力，赖声川说，其实对台湾的平民百姓来讲，政治压力并不显著。

　　如果比较起来，他的成名作《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也许是压力最大的一次。那是1984年，台湾还处在“戒严时期”，言论受到很大的限制。初出茅庐的导演和演员在剧本里不仅批评当下台湾政治，更有情节是直指“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舞美设计聂光远是亲身感受过“白色恐怖”的前辈，看完剧本后曾“严重地”要求这几个30岁上下的青年修改相关的情节，“我不希望你们演完这出戏以后就不见了。”他担心他们可能因言获罪。可是赖声川觉得那是全剧的点睛之处，不可能删掉，“我们就硬着头皮留着”。

　　演出时，赖声川看到了两个审查的人随观众进了剧场。中场休息时，两位官员到门口透气，赖声川赶紧上前递上烟。“不知道在跟他们聊什么，就是想办法一直拖延时间。一个耳朵还听着剧场里面的进度，担心这样的台词观众能不能接受得了。”当听到包袱一出，台下观众“哗”地爆发出会意的笑声，赖声川放下心来，赶紧挥手跟审查人员告别。

　　有了这次成功突围的经验后，导演以戏剧试探讽刺政治边界的胆子更大了，他比划着一个小圈，“我一向的策略是，如果界限在这里，我就往外撑一点点，然后它就变得大一点；再撑、再大一点，然后就解严了。”

　　从没有因为讽刺政治而遭致麻烦的导演想不到，当他接近了政治，试图“正面表达”的时候，却招来了他艺术生涯中最大的政治麻烦。

　　台湾前东海大学创意设计暨艺术学院院长、前“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倪再沁在“脸书”上连发5篇长文，讨论《梦想家》风波。

　　在倪再沁看来，“专业剧评如是论说，才是艺术文化界最大的悲哀。对赖声川的攻击声浪已经形成单面向的‘新权威’，一波波排山倒海、扑天盖地的扣帽子、大字报行径，犹如来到了文革时期，粗糙的表格对照，引进族群、政党之间的对立，网路的流言蜚语、脏话、耻笑、谩骂????不禁令人感叹，这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倒退，人民缺乏理性沟通的平台、抽丝剥茧的思辨素养，连资料都懒得查，连法律常识都蒙掉了”。

　　“我们就把一切归零”

　　“台湾这些年来，所谓民主，却让台湾的舆论氛围变得更糟了。”赖声川失望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我们真的有点灰心，我们这么挺台湾的，可是这个情况????我是不可能再和台湾政府有任何合作了。”这是赖声川对这次耗费心力一年半晚会的最终感受，也是他决定与台湾“政府” “切割”的公开表态。

　　抱着单纯的艺术创作之心，付以全部的热情和心力，最终仍超不过选举的操弄，这是赖声川夫妇在《梦想家》风波之中最心痛的地方。

　　“生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在遭受这样的攻击，我没有任何防卫。我试图解释，可是没有人听????一个社会（媒体）竟完全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我哑口无言。”赖声川语气平缓，但仍掩不住他对遭遇不公的委屈与失望。

　　过去几个月对他和家人是煎熬的，刚开始丁乃竺因无法入睡，半夜起床上网，自虐式地查看所有那些对他们的谩骂和批判。

　　为了脱离得更彻底，丁乃竺在2011年底已决定，不再申请2012年补助资金。近几年，像云门舞集、表演工作坊等大剧场每年能从台湾“文建会”的文化艺术基金会申请到600万新台币补助资金。

　　赖声川和丁乃竺想好了，“我们就把自己一切归零”。他说今后要拿作品向台湾观众证明自己。他一直相信，剧场是随时可以超越政治的。

　　赖声川说，在新闻说明会的发言稿中，本来他习惯性地想在严肃的“自白”最后加一句幽默的总结，就好像他喜欢在作品里随时抖一个包袱：“人要证明自己没做什么是很难的，要证明自己做了什么却是容易的。——此话来自《犀利人妻》”（记者注：《犀利人妻》为台湾热门电视剧）。

　　这个创意被律师禁止了。因为那里，不是他熟悉的戏剧舞台，台下坐的也不是喜爱他的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