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影视 不是离婚原罪

　　低俗影视作品提高了离婚率——这个看似无厘头的结论是江苏扬州仪征市法院3月7日发布的《关于家事纠纷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作出的。该报告称离婚纠纷连续3年稳坐家庭纠纷审理的“头把交椅”，并“炮轰”影视作品中对“拜金主义”、“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渲染，认为离婚纠纷是由此诱发。

　　该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影视作品，特别是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家庭伦理剧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立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唇枪舌剑。

　　是社会写真还是低俗渲染？

　　这份报告显示，从2009年到2011年，仪征法院受理的各类家事案件平均每年都在700到800件左右，其中以离婚类所占的比例最大。

　　该报告认为，相比常见的引发离婚的原因，生活方式迁移下的情感变化正成为导致离婚的新因素。离婚案以夫妻忠诚义务问题最为突出，以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网恋、一夜情等形式表现最为典型。

　　报告结合多起离婚案例分析认为，上述原因深层次上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隐形杀手”——低俗的影视作品，它正对一些人的婚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样的低俗，引发了法官从道德审判高度而来的鞭挞呢？

　　影视作品类型众多，而该报告剑指的对象正是目前受众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家庭剧。当代家庭剧的创作由来已久，从其一亮相开始，由于涉及情感、婚姻、家庭、子女这些私密话题，有关它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但被法律的执掌者放在道德审判的天平上，这种尴尬境遇还是第一次。

　　1990年，中国当代家庭剧开山之作——电视剧《渴望》播出。该剧在短时间内就风靡了大江南北。其实，以当时的观众审美来看，剧中很多内容是非常敏感，甚至惊世骇俗的：比如男主人公对婚姻与情感是以功利性来选择，未婚生子、遗弃，多角情感纠葛……但由于贯穿整个情节发展始终的主线是女主人公刘慧芳以自己的言行对中国传统道德真善美的无声诠释，那些灰暗色调反而衬托出了人性的光辉。这种写实化的笔法也被之后众多家庭剧所采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近年来的家庭剧创作对传统作出了新的突破，现实中无可回避的一些敏感问题，如“拜金主义”、“性解放”、“包二奶”、“小三上位”，都不同程度地在大银幕、小荧屏乃至新型流媒体作品中被进行了各个角度的折射。这些新家庭剧因这些敏感话题，又被称为“话题剧”、“家庭伦理剧”，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家庭伦理剧这一类型推上了高峰，该剧因直面房价、外遇、反腐等当下热点问题一炮而红。

　　剧中的女主角海藻是个单纯漂亮的女孩，她背弃了自己的恋人，投入了成熟富有却已婚的政府官员宋思明怀抱。但这种“小三”成为主角的家庭戏反传统情节在当时却并未遭遇如仪征法院报告这样的舆论声讨，究其原因，在海藻一步步变成所谓的“小三”的过程中，青年人在职场的挣扎、忍辱负重，望蜗居陋室不可得的辛酸，弱者的不甘乃至无奈、随波逐流，这些对社会现实的种种剪影展示都足以引人深思。而该剧最终是以宋思明身亡，海藻失去孩子、终生不能生育，黯然出国的结局对人们进行了警示。

　　应该说，类似《渴望》、《蜗居》对现实的刻画，是中国当代家庭剧一直以来的主流，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个浮躁时代，“拜金”、浮躁的气息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于是，一些为利益而娱乐、为利益而无底线的影视作品出现，自然也不可避免。2011年，大众就见识到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最娱乐化的解读：2011年2月，《回家的诱惑》首播，该剧以家庭伦理大戏面目出现，情节却是改编自韩国收视冠军剧《妻子的诱惑》。“水土不服”的先天不足，让人们很难期待它具有多么深刻的内涵。所以，情节“出奇”就成了制作方的唯一法宝，出轨、报复、离婚、道德底线等众多敏感话题争相上演……而不知是“无巧不成书”，还是相关利益方的刻意，该剧播出时，正值主演凌潇肃时而深沉、时而苦情地在博客上大肆公开与妻子姚晨离婚的种种内幕，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曾与他合作的一名女演员“小三上位”的传闻“不胫而走”，现实版的“回家诱惑”就此成为该剧公开的宣传噱头。

　　以家庭剧的面目出现，却无视受众的欣赏需求，始终奉行利益至上，甚至不惜以自我降格、自我丑化为筹码，因此，面对来自道德高度的指责，类似《回家的诱惑》式的低俗，无可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