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喜剧化的悲剧(图)

　　京剧《春秋笔》是“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现今，工余、杨，又得马派真传的北京京剧院老生杜镇杰担纲此剧。两小时四十分钟的演出，杜镇杰以他那龙井茶般醇清的嗓子和丰富细腻的表演，将马派最富有“春秋大义”的剧目完美地呈现给观众。

　　《春秋笔》诞生于1938年，观众不难看出，剧中透射出的保家卫国情怀和杀身成仁意气，与当时的抗战氛围紧密相关。这个戏源自山西梆子，有着地方戏明快的节奏，马连良先生为此戏专门设计身段，精细打磨唱腔，使得这出做工戏观赏性更强。

　　《春秋笔》的故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北魏进犯南朝宋国，宋义帝同意主战派大将檀道济出征，史官王彦承坚持秉笔直书主和派奸相徐羡之丑态，引起徐的不满。剧中，“李代桃僵”的编剧技巧出现了三次：一、因为门客张恩的一时大意，王彦承的儿子与檀道济的女儿互换；二、张恩在逃亡中，遇见好友陶二潜，陶出主意，让张替他去永安驿做驿丞官，避难；三、张恩得悉徐羡之对王彦承的“追杀令”，主动向义士程义提出，替王彦承一死。

　　《春秋笔》在某些地方，很像《赵氏孤儿》。尤其王彦承遭奸臣陷害后，押解他的京官程义对他充满同情、敬意；张恩坚持要“李代桃僵”，一为报答王彦承昔日恩情，二为保住朝廷忠义之士，这就是中国人的“义”，也是儒家的“义”。程义杀张恩时，充满了无奈、内疚，但为了保护忠臣王彦承，不得已而为之，正如《论语》所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我们感到，在《春秋笔》里，不仅仅不屈权贵、不辱下级、宽厚仁慈的史官王彦承是值得尊敬的，像张恩、程义这样的小人物，更为可贵，他们在“生”与“义”之间的取舍，显现出高贵的灵魂。

　　比较有意思的是，尽管本质上是一出小人物的悲剧，《春秋笔》却呈现出喜剧化的风格。第一次“李代桃僵”，以致王家失儿，王彦承与夫人均是厚道人，不但不怪罪，还赠金让张恩赶快跑（因为他丢失的不仅仅是小孩，更重要的是皇帝御赐之物），同时继续收留张的妻子，展现了诗礼之家的仁慈厚德当然，我觉得这显然有些理想化了，任何父母都不会轻易原谅丢失自己小孩的人；第二次“李代桃僵”，是纯喜剧，是张恩和陶二潜两个不得志书生对官场的调侃，比如陶口授的“官场秘诀”不要脸、善做假；第三次“李代桃僵”，才有悲剧意味，张恩勇于赴死，程义愧疚难当……但转到王府，先是王夫人以为王彦承死了，哭泣不止，张恩的妻子一旁苦劝，经程义说明实情后，张妻把刚脱去的孝服又重新穿上，悲不自胜，王夫人用张妻方才的劝语安慰之，两人的对话完全倒转。这时，观众明知台上是悲剧，可还是会笑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正叹他人命不长，谁知自己归来丧”，人生有时候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春秋笔》的这种处理，也许也是一种超越式的悲剧，是经过市井之民解读的悲剧。

　　乔宗玉，供职于中国国家话剧院。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