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不该仅此一种：一个人奥运成败成了天大事

　　民间体育待推动

　　敖铭曾是知名体育媒体人，先后在新浪体育、搜狐体育担任负责人，2008年5月，他辞去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创办了加油中国体育社区，主要精力用于组织全国范围的业余足球联赛，让民间足球爱好者也有一个梦想可以追逐。

　　祖籍大连的敖铭自幼热爱足球，创办这家体育公司当然是他兴趣所在，而另一方面，他觉得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北京将达到极致，然后很体面地转型，国家体育政策必然向民间资本、向大众体育倾斜。当时他信心满满，“咱可走在时代的前列了。”

　　敖铭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判断了形势。全民健身的热潮并没有到来，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应配套的政策。他们的加油中国足球联赛还是靠一己之力搞了起来，目前已坚持了5年，每一届都是勉力支撑，举步维艰。加油中国每年都申请国家体育总局的群众体育专项资金，结果总是石沉大海。敖铭也曾求助中国足协，时任常务副主席南勇表态称：不反对，但不会有实质支持。

　　作为惟一一个全国运营的足球联赛，加油中国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依靠卖足球装备筹措经费。创始人敖铭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球衣球鞋，他不确定民间体育的春天什么时候来，自己是否还能挺到那一刻。

　　盈方是一家国际体育传媒集团，盈方中国总裁马国力也表达过相似的遗憾。他在北京奥运开始前离开CCTV体育新闻中心主任的职位，以为会引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风气，可前景并不像他预判的那么美妙。

　　1988年后，体育部门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与全民健身计划，事实上肢解了体育的功能，使之变得更畸形。在一个体育局的架构中，虽然机关层面有竞技和群体的部门划分，但竞技部门下面有庞大的事业编制，有十几个分中心，而群体部门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无法同日而语。

　　本刊曾联系国家体育总局宣传部门，希望了解他们如何协调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关系，被告知只有群体司有可能介绍情况，而竞技部门的人都去了伦敦。

　　成为金牌大国的同时，中国青少年体质的数据和成年人参与运动的情况，却呈每况愈下之势，现有精英培养体系也因此备受诟病。中国人体育参与程度低，受民族性格、生活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板子不该全都打到体育部门身上，但是，确实该是重新审视利弊得失、重新分配体育资源的时候了。民间体育的大量工作，政府必须承担。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在自己微博里写道：“竞技体育应是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不能用天才论、选材学和唯金牌论把大多数青少年隔绝在门外。我提出过竞技体育应该理直气壮地进入学校，提出过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有健身的权利，也应有参加竞技的权利。”

　　金牌战略调低了嗓门儿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离开天坛公寓进驻奥运村的那个下午，CCTV破天荒动用了直升飞机航拍。可以说，是媒体和公众的合力，把刘翔推到了代言中国的神坛之上。奥运期间，很多媒体习惯于热炒谁是第一金，哪块是分量最重的金牌，不断强化金牌的重要性及不同金牌间的差异。

　　张斌告诉本刊，媒体也没有走出唯金牌论的思维模式，每逢奥运年，优势资源都投入到对金牌项目的报道上，这其中既有政治的、商业的原因，也确实存在社会需求，是一个综合作用。同时张斌认为，多少年的精英体育模式和唯金牌论的思维，导致中国体育的多样性遭到破坏，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假如不追逐金牌，就没有一个考量中国体育的指标”。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仅就产生金牌这一功能而言，中国的体育体制确实是非常“高效”的，全国只有约一千名注册跳水运动员，却每每囊括全部大赛金牌。在杨明看来，竞技是体育的一部分，不应与大众体育割裂，只培养一批夺牌机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蹦床，养几个人，就能拿奥运两金两银，真‘高效’。中国六大金牌项目拿了38块北京奥运金牌，除了乒乓球羽毛球，从事其他四项的一共有多少人？”

　　无论杨明还是张斌，都认为举国体制这个叫法不准确，杨明说，举国体制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变得不容质疑，其实应该叫精英培养体制。而张斌的看法是，仅以体育而言，举国体制没问题，体育就应该是整个国家的事，是全体国民的事，现在的体育发展模式，确切地说应该叫“举国行政体制”。

　　奥运金牌已经越来越难以刺激公众的神经了，不过，外界的松弛无法改变奥运争光体系的内部运行逻辑。在奥运参赛名单出炉前后，围绕人选的竞逐足以用残酷来形容，对于地方体育官员，奥运成绩就是他们的GDP，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奥运备战期间，CCTV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前往上海莘庄训练场探营，她被拦在外面很长时间，要知道，这是与孙海平、刘翔关系最密切的媒体人之一。给人的感觉是，伦敦奥运的备战如临大敌，甚至比2008年更严厉。

　　迫于公众对金牌战略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体育总局的做法也在调整，杨明的感觉是，这次出征前代表团比以往低调，没那么群情激昂地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