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不该仅此一种：一个人奥运成败成了天大事

　　“反向修复”，正当其时

　　敖铭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偶尔能看到日本人带着孩子在那里打棒球，他希望中国的家长们也把孩子带到运动中享受快乐，接受这种特殊又必不可少的教育，“如果作为父亲的中年人不踢球，你还指望手捧iPad的一代踢球吗？”

　　陪孩子运动的想法经常遭遇现实尴尬：敖铭家旁边的小学有一个操场，他想带儿子跑两圈，测一下成绩，看门老头说什么也不让进。那块场地只在周末以收费的形式对外出租。

　　“我们往往忽略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上50个孩子的体育课，就买50个篮球每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自我保护，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把握机会，最后学会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中国人把体育简单理解成精英的竞技和普通人的活动筋骨，李宁看到了其中的偏颇，“我们国家要对体育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自幼热爱运动的张斌很欣赏伦敦奥运“激励一代人”的口号，在他看来，一届奥运会将产生许多传奇故事，这是一份精神财富，“胜负观没必要回避，但胜负背后的精神价值不能忽视”。

　　关于体育的社会价值，张斌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伦敦奥运核心区位于Newham镇，其居民的种族多样性堪称全英最复杂，在全英社区受教育程度排行榜上则位列倒数第二。Newham借奥运良机创建了一家名为FRE飞翔者的体育俱乐部，吸纳社区内11至16岁的一代人。飞翔者俱乐部志在打破奥林匹克顶尖参与者与业余体育之间的藩篱，让大英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可以深入到社区之中，做运动示范，激励孩子们在人生的起点上可以真心地爱上一项运动。第一个践行于此的就是英国男子曲棍球奥运代表队。

　　运动让处在不同社区的孩子有机会彼此了解，让彼此不敢正视的族群之间充分认同。“这是来自伦敦的一个小故事，事关运动，体现激励，而我们太缺少基于社区的民间体育行为了，让运动下沉至民间，才有实在的激励。”张斌在专栏文章中写道。

　　奥运期间，张斌将负责一档《伦敦行动》的栏目，他提醒自己的同事，多关注体育在当地的多样性。他认为体育是一种教育，伦敦奥运会将与北京奥运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国人思考和反省，或许之后有新的转机。

　　年届七旬的卢元镇是一个积极寻找体育体制病灶并勇于说真话的学者。“有人以为我是竞技体育的反对者，其实不然。我深知竞技体育对改造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性，儒家文化是排斥竞争的，是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的，竞技体育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副产品。”他说自己深恶痛绝的是“唯金牌论”，将竞技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单一化，其结果是将竞技体育推上绝路，“就像前东德那样。”

　　敖铭也期盼着更丰富更真实的体育生活出现在身边：“如果我们的奥运代表队成员都来自普通民众，比如田径队里有铁路工人，游泳队里有大学生，射击队里有医生……体育运动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或她只是因为热爱某项运动，业余时间投入更多精力去锤炼，进而获得了奥运参赛资格，那么，我可以为她或他欢呼。”

　　许多退役、现役运动员、媒体人、学者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一个意思：单一价值取向的体育思维应该结束了。

　　李宁对本刊表示：“那个时候（1980年代）人们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体委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宁认为依靠体育振奋民族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呢？这是值得商榷的。”

　　在许海峰看来，北京奥运会已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大家都挣足了面子之后，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竞技会被淡化，这是必然的。”

　　这种淡化是否能让竞技体育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呢？许海峰摇摇头表示没有所谓的平衡，“以中国体育现有的底子，淡化之后，还能撑上两届奥运。直到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就再抓吧。”

　　张斌的建议是，深入调查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式，得出客观的结论，为今后的决策提供参照系。“体育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石，谁忽略它就要受到损害。”

　　他觉得，中国人的体育生活被切割了，必然要进行反向修复，也肯定要还大量的债。当然，他觉得唯金牌论不是人为喊停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对金牌、对奥林匹克的认知需要时间。“不能因为我们的热诚就加速历史进程，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中国体育的自然生长。”

　　（注：本文涉及苗立杰、许艳华的内容主要来自《生活报》，本刊记者徐梅、张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