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被劳教村官：我的幸和不幸都是这个时代的

任建宇在被劳教15个月后重获自由，但清白并未随之而来。 南都记者 高媛 摄

　　造假的报表，失落的村官

　　任建宇从劳教所出来后，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上坟。

　　“如果我不读书，母亲可能不会死。”在一次醉酒后，他向他的大学同学哭诉。不久后，他去了重庆偏远的城口县支教。在一个完全陌生荒凉的地方，他想到人生的遭际，带着二锅头上山，痛哭流涕。

　　母亲死后，任建宇家的灶台上开始积满灰尘。房间长久没人收拾，凌乱不堪。父亲在重庆市区干活，逢年过节，关溪村不再是一个必须回去的地方了。直到这时，任建宇才感觉这个家散了，从此失去寄托。

　　村官任上，大把的空闲时间更加让他慌乱。孤独感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

　　陈静说，这时候，她是任建宇唯一能说话的人。他孤独时只有打电话给她。两人经常一聊就是1个小时。

　　任建宇发现，工作上的事更让他烦心。他必须造假才能完成报表，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他的同事那里。在村官里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彼时，重庆力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计划”(指渝东南和渝西南两翼)，以行政手段推动增加农民收入。根据这个政策，他们要规划每个农户一年养多少只鸡，多少头牛，每年增收多少。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建宇评价这一政策时说，在政府强力推行之下，他们只好在报表时造假，让报告看起来漂亮些。这个造假的工程很复杂，需要计算怎样才能恰到好处。“报表不能增收太快，因为今年要增收，明后年还要增收，要符合逻辑。”

　　在这些报表中提到的农户，他基本不认识。在另一项名为“三进三同”的行动中，他需要写民情日记，记录走访了哪些农户，以及家庭的生活情况。同样，任建宇说，这些民情日记也是走个形式，但还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些假材料做起来，应付检查。

　　这些日记是否有人认真翻阅？任建宇并不知情。他说，他到后来懒得写了，“既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那就编得更假一点。”

　　彭水县郁山镇计生办主任高勇在警方进行问询时，对任建宇的评价为“工作积极主动，服从领导安排”。任建宇案开庭时，高勇曾赴庭审现场旁听。但当记者10月中旬见到他时，他专注于政府文件和表格，只是在记者离开的时候，才吐出两个字，“惋惜”。

　　任建宇对自己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他的2名同事都评价说，“村官各有各的难处。”另一名同事说，任建宇分到的村子，情况更复杂一些。他大学毕业，面对现实的落差，心理始终没调节过来。

　　任建宇则承认，他内心非常抗拒，“那不是真实的自己”。

　　他在郁山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酒席，陪镇里的领导、同事和下来视察的官员吃饭。最初，酒量不错的他在酒桌上会好好表现一下。时间一长，他越来越不喜欢这种酒席。

　　与他组织村民唱红歌一样，尽管不喜欢，但这成了他在基层工作的一部分。

　　在重庆，从2008年开始，每年选派2000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选派时间持续5年，将有1万名毕业生走入基层。任建宇只是其中之一。

　　他开始反思，这份工作这样做下去到底有没有意思？

　　2009年的一天，他的同事叫他去吃饭。任建宇感到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不过我还是说要得，管他的，有得吃就行了。”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

　　在网络上摆脱孤独

　　小时候，他读名人名言，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他说，等他想要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他进了劳教所。

　　直到2011年4月，任建宇才开始在网上转发被彭水警方认为是负面的言论。任建宇承认，村官的生活让他有种失落感。这段时间受网上意见领袖的影响，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关注公共事件。

　　这时，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很清闲。下班之后，也有大把的时间。他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一个人上网。一到晚上黑幕落下，整个郁山很快就黑下去。他仍然无法入睡。在郁山的很多个夜晚，他都习惯坐在那里，有时写些文章。

　　“如果不是没事做，也不会有那么多时间上网了。”对于自己后来的经历，任建宇调侃说。

　　任建宇的同事沈梅，在一天晚上10点左右，意外看到他在线，惊讶于他还没回宿舍休息。任建宇回答她，回去没什么事，他准备再上一会网。

　　陈静回忆，宿舍只是他睡觉的地方。即使是她去郁山看他，两个人无聊时也只能躲在办公室里。此时，网络成了他摆脱孤独的一个重要通道。

　　在网上，去年的各种公共事件持续发酵，任建宇将众多相关图片转发到Q Q空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他转发了经别人PS的讽刺图片。

　　2011年5月20日，他转发了《小贩夏俊峰》视频，引述张晶的话：“如果判决结果真的不好，我就得告诉我儿子，爸爸在监狱里服刑的时候犯心脏病了，他病了去的。真的，我一定要让我儿子觉得这世界是美的，好的，大家都是充满爱，都是幸福的……”他愤懑地写道：“这是怎样的悲哀！”

　　他反对集体唱红歌，对上访户的愚昧感到不满。在腾讯微博上，他追随杨恒均、于建嵘等意见领袖的步伐，发表评论，更多是转发。

　　沈梅回忆，他有一次见到任建宇更新了Q Q状态，评论一个负面新闻。感到挺担心。任建宇告诉她，没事，这只是发泄发泄。

　　2006年的8月中旬，彭水县教委办事科员秦中飞所编发的打油诗通过手机短信在彭水县传播。任建宇在入狱前就知道秦中飞的遭遇：写作那首诗半个月后，秦中飞被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送进看守所关押一个月。

　　但他仍认为自己的言论在许可范围之内。在网上，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每天都在说同样的话，却从未遭到危险。但2011年8月18日这天之后，他的命运和5年前的秦中飞如出一辙。“罪名”更加耸人动容，“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证据正是他在网上转发的图片、帖子和一些评论。

　　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检察院对任建宇发帖的事“不认为是犯罪”，拒绝立案。就在当天，他被劳教委以一纸劳教决定，不经审判，直接送进了劳教所。

　　劳教所里“越缩越紧”

　　任建宇进入劳教所时，被里面的气势震慑住了。当先就是一个铁门。警察叫了3个人过来。非常凶。叫他把衣服全部脱掉，蹲下搜身。

　　形容劳教所生活时，任建宇多次提到“孤独”，想要倾述，想要表达。“这种孤独是精神上的。”他说。

　　舍房18平方米左右，6张床，上下铺，房间里有两把吊扇，两盏灯，共住了12个人。32天的整训结束后，他被下到生产大队，早上6点就要起床跑步，7点左右蹲在走廊里吃饭，随后开始一天的劳动。

　　任建宇的工作内容是生产包装纸板，有一段时间生产线圈。这是非常简单琐碎的工作。如果专注生产，时间会过得很快。

　　但他又感到如果一直做下去，人就废了。

　　他的整训组长刘军回忆称比较照顾任建宇，“发帖进去的，我会特别关照。小偷小摸的就不留情面。”

　　晚上7点，他们准时坐在学习室里收看《新闻联播》，随后开始学习，主要内容是唱红歌。

　　任建宇回忆，今年3月起就不怎么唱红歌了。从晚上8点开始，直到9点睡觉，他的同教都聚在一起“吹牛”。大嗓门的方洪就在隔壁房间，方洪网名“方竹笋”，因“一坨屎”案遭劳教。

　　任建宇不喜欢“吹牛”，他用这个时间给陈静写信，或者看书读报。他几乎每周都要寄一封信出去，讲他在劳教所里的生活。

　　种种乏味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像生活在鸟笼子里，而且“越缩越紧”。

　　任建宇在进入涪陵劳教戒毒所后不久，给在郁山的同事李响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听《铁窗泪》，希望能寄歌词给他。李响没理他。她认为这首歌“太消极”。

　　外面的世界

　　任世六开始奔走伸冤。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一度十分害怕，当官司起诉到重庆市三中院，10月10日第一次开庭后，家乡的政府官员到重庆工地找他，他躲了出去。

　　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的案子从8月开始立案，已经走到至关重要的一步。时间越来越逼近最终法院的裁定期限。连续几天，他神经绷紧，非常关注外面打进来的电话。预感到这两天事情会有进展。

　　11月19日下午，他正在午休，听到距离不远的值班室内电话响了。随后，警察走过来叫他。这是他在劳教所的最后一天。

　　任建宇说，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坐满了公安和法院系统的人士。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现在怎么想的，是否准备在法院撤诉？

　　他仍坚持不撤。“当时不想解释了。”10月10日的那次开庭后，重庆市劳教委多次找他协商。任建宇说，“他们仍然坚持我该被劳教，但只要我撤诉，他们还愿意以处理不当的名义撤销。”

　　他对此表示不能接受，“我没有错，一定要完全还我清白。”

　　11月20日，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了他的起诉，但肯定了劳教委自行纠错的行为。这个结果，一喜一忧。

　　任建宇表示要上诉。

　　经历了15个月的劳教所生活后，他说真正理解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含义。出来之前，他在劳教所里读的书是《百年孤独》，这是马尔克斯的作品。他把它带出了劳教所。任建宇说，这本书描写的是魔幻现实世界中的孤独。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陈静、李响、刘军、沈梅等均为化名)

　　南都记者 王世宇 发自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