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
“敬业”、“高效”和“过于强大”，这是夫妻俩对计生部门的评价。
如果继续坚持这次是真结婚，也不是没办法。工作人员告知，可以把孩子先生下来，然后我们去做DNA鉴定，看看“到底是你前夫的还是现任老公的”。只要被查出是和郑彤生的，就要算超生，结果按“双开”处理，交罚款。
计生委迅速而详细地调查了两人的社会关系，并电话通知了各自的部门领导和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
首先发难的是吴怡的单位。
“这孩子你坚决不能要。”找她谈话的主管领导上来就说。并告知，要了，单位和其他同事的提拔会受影响，评优资格也都没有了，“就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坚持，整个单位的人都记恨她。而且，作为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全国都会知道”，“这个脸你丢大了”。
吴怡很难评价这是不是“威胁”。“我只不过想生个孩子，怎么就成罪人了？”她不服气，和领导顶撞起来。“大不了我辞职！”
几乎是同一时间，郑彤那天刚到单位，就有领导打来电话，要他去办公室。进了门，他就什么都明白了。平日里领导跟自己关系不错，话也说得很直白—如果不主动做掉孩子，就两种情况：一，主动辞职；二，以违反国家计生法规为理由被单位开除，而两者都得交纳数额不菲的社会抚养费。
“有什么能比一条命更重要呢？”当时，郑彤心里满是这个“冲动的想法”。
后来，单位派人“一遍又一遍”地敲警钟，郑彤心里动摇了。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计生法规，社会抚养费按家庭年收入的3到5倍处罚，自己和妻子每月工资加起来6千左右，保守估计得缴纳18万，多了就得20万开外。如果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人都得被辞退，当地没有几家企业，30多岁的年龄也并不好找工作。
“一个孩子，已经有点吃紧。两个孩子，未来都要上大学，还要考虑生活成本。”他明白，一切都从头开始谈何容易。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时，妻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平日里，吴怡性格文弱，即使受了委屈也都会把话藏在心里。两人少有地争吵起来。
“我得从维护家庭的长远利益考虑。收入非常重要，都丢了工作，你就是生下来还得考虑抚养的责任呢。你怎么承担？”郑彤的劝说，换来妻子直到深夜的低声哭泣。
这个时候，双方的老人也因同样担心的理由退缩了。
就连还在读小学的儿子都态度鲜明地反对。当时夫妻俩曾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妹妹？”孩子的回答是：“妈妈要是把工作丢了那(加重语气)，不能要！”孩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带着，估计也是听长辈们说的，此前他就不是很情愿。夫妻俩推测，可能因为是独生子女，五六个大人一直围着他团团转，担心“多一个孩子可能会抢夺大人对他的爱”。
“怀孕，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吴怡觉得很无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仿佛成了耻辱。”
“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动了，又动了。
肚子里的孩子每动一下，吴怡的心也跟着颤一下。
因为发现时已经较晚，又忙前顾后地操办假结婚，已经拖到怀孕四个多月，孩子胎动很频繁了。
唯一的希望是，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以她三十多岁的年龄，以及上一次流产的过程，做这种大月份引产风险太大。建议她跟单位说一说，最好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但大夫也说，相应情况只有在手术过程中才能下结论，所以不能提前写出相应的证明。
她抱着忐忑的心情，将医嘱告知领导，得到的回答是：那也不能要，如果担心当地的小医院有风险，可以去大医院，找好的医生。
言语间，透露着不信任。吴怡明白—因为自己的“前科”，现在说什么都被认为在故意撒谎。此前她已经照过B超，得知孩子长得很漂亮，是个男孩。
郑彤回忆，有位了解情况的同事告诉他，即使因身体情况，让你生了，结果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也是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来处理”。
经过愤怒、权衡、挣扎以及绝望，吴怡妥协了，同意去做引产。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她天天以泪洗面。
11月份的某天，他们早上五点多就出门，七点多钟到了省里的一家大医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回来的时候，就没了。”郑彤一路都在想。
排队人多，吴怡身体吃不消，郑彤又托关系走了后门，试图提前办理手续。医生诊断后拒绝收治，因为这属于计划外怀孕的引产手术，没有相关部门出示证明就不能收。忙活了一上午，心情复杂地郑彤又赶回县里，找到计生委盖了个章，交给大夫才算了事。
“孩子很健康。你为什么不偷偷把孩子生下来呢？不要做这个手术了。”医生很遗憾。就连照顾她的护士也惋惜，护士的姐姐遇到相同的情况，最后辞职把孩子生了下来。
“可能我们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吧。”吴怡苦笑。如果病人坚持，医生也只能劝到这份上了。“我多希望，医生跟我说，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坚决不能做。”
住院一天后，手术开始。吴怡记得，是下午五点进去的。
躺在床上，一旁的医生盯着B超，说动了动了，快扎。她清晰地记得，随后肚子上注射了某种液体，可能带有毒性。因为她感觉到，慢慢地，孩子的挣扎越来越微弱。
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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