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疯长《新闻联播》里的“高大上”
两个月后，王思聪仍能清晰地记得被《新闻联播》报道后的瞬间：“5月11号，那天是个礼拜六，我刚上高铁，还没坐稳，‘哗哗哗’手机就被打爆了，然后我们网站就打不开了，刚播完不到一分钟。”
王思聪是翼龙贷的董事长。2012年，这家公司成为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项目，2013年，被央视《新闻联播》当做“小微金融”范例进行报道。
这些都赋予了翼龙贷看上去可信的江湖地位。
在搜索引擎键入“P2P”，各种平台的广告链接挤在前面，普遍贴着“透明、保障、高收益”的标签，行业内没有官方统计和排名。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就成了投资人们考核可信度的重要依靠。
王思聪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对于政策，他同样很敏感。目前翼龙贷的九成业务都集中在农民小额贷款，他坚持不跟银行“抢生意”。
打开网站，每个项目的图片都是借款农民的全家合影，用途集中在购买药材、装修新房、买大货车等这类项目上。
没有抵押，翼龙贷做的是信用贷款。农民们在项目说明中写了家庭地址、收入来源和夫妻感情，一般都是“家庭和睦”。
在翼龙贷后台，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每个项目的合同、该农户的房产证明、身份证等资料，甚至还有视频，农民拿着身份证自我介绍。
这些情况，翼龙贷是通过全国各地的加盟商来监管的。借款由加盟商审批，万一农户不还钱了，也由加盟商兜底。没有抵押，没有第三方担保。
7月的一个中午，南方周末记者参与了一次翼龙贷加盟商们的午餐。来自唐山、福州、济宁十余位大小老板聚在一起和董事长吃饭，这是总部的常态。席间，王思聪会鼓励业务量大的地区，提醒业务量小的地区。
一位加盟商在朋友圈里写，“会不会做先放到一边，关键是：敢不敢做！”
第二天，翼龙贷召集在北京的100万元以上投资人聚会，地点北京饭店，人均消费400元。
一些投资人正在犹豫与观望。
翼龙贷多为半年或一年的长期项目，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年化收益20%。王思聪说这种模式对于农民来说压力很小。然而在论坛中，有投资人质疑这种模式将农民的压力转嫁成了投资人的风险。
翼龙贷官网显示，成交总额已经高达9亿，平均每笔6万元左右的小额贷款遍布全国乡镇。当大批项目集中到期时，各地加盟商和平台将面临巨大的收回本金压力，这是部分投资人选择观望的理由。
“小清新”创业者
“作为一个创业者，碰见这么一个领域，你一定是打破头、死也要进去做一把！”刚创立半年的花果金融CEO惠轶在7月9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样说。他列举了P2P行业的三个特点：市场大、商业模式可行；可以赚钱；现在处于“特别早的早期”。
三十多岁，休闲白衬衫、牛仔裤、运动鞋，惠轶看上去是典型的互联网创业。他曾经在IBM研究院和微软工作。
打开花果金融网站，粉红色的页面，“小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四条广告图，分别是投资人拿到回报后的场景，“送自己一次旅行；为妞妞买教育基金；装修了我的新家；带媳妇去血拼”。对都市白领“小而美”、“小确幸（意即微小而确定的幸福）”心理的把握很像当年余额宝的广告。
像这样的公司，是P2P“雨后春笋”中非常典型的一群。
长期跟踪P2P行业的大成律所肖飒律师总结，这个行业的创业者分为两类：搞IT的人创业，注重用户体验和推广，线上来钱多，但找线下贷款的项目能力有限；搞民间借贷的人创业，项目很旺、人脉多，但线上吸引力不行，页面差。
花果金融选择了与第三方担保公司合作的平台模式，这是当下的主流—P2P平台负责展示资源，资金风险和考核由担保公司负责，负100%连带责任。
担保模式最初是在2010年出现的。当时，红岭创投首次承诺平台对本金进行担保，让投资者有了“安全感”，一举激活市场，使中国的P2P市场由此开始狂飙突进。后来，平台们又渐渐引进了第三方担保公司。
因为个人投资者们并不知道、也往往没有能力考查自己的钱究竟投给了谁，项目好不好，到期能不能还款，因此他们往往只在意P2P平台本身。
“我不管项目好不好，我关心的只是你平台赔不赔得起，因为你承诺垫付了。”资深网贷投资人羿飞说。他是这个市场上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已经投资了三年多。
不过，担保公司渐渐也不再愿意“接棒”。花果金融的合作方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法务部经理赵大鹏就公开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行业‘去担保化’是早晚的过程。”
不少监管者、学者也如此认为。6月29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通过第三方担保公司让P2P平台发展业务，是难以为继的。
7月8日，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也在一次论坛中指出，“对P2P机构，应对明确定位其为民间借贷的信息中介而不是信用中介。”
但如果没有了担保，投资者还会不会选择相信这样的“小清新”网站平台？
还不了钱，还大蒜行吗
众多资本涌入P2P平台创业，很多时候，看中的并不是中介费收入，而是流经手头的大笔资金。
7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对东方创投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该P2P平台合伙人邓亮（1980年生）和李泽明（1985年生）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这家平台从成立至东窗事发仅4个月，依靠高达3-4分的月息，吸引到了1.3亿元投资。实际上，他们把这些钱拿来买了房子、豪车和名表。
在2013年年底的跑路潮中，平台管理者挪用资金，也是比较常见的倒闭原因。例如乐网贷，有投资者去调查时发现平台资金被管理者拿去囤大蒜。在兑付困难时，平台声称拿出450万斤大蒜抵押欠款。
还有一些公司，是专门为了给自己融资而开始做P2P。这被称为自融。
2014年4月，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军说出了P2P监管的“四条红线”，一是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二是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三是不得归集资金搞资金池运作，四是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
毫无疑问，平台自融是“触线”行为，但投资者却并不那么介意。
例如一家名为鑫隆创投的平台，用公开信表明总经理的主营业务是港口、轻轨、高速公路、市政建设等政府项目，接下来又介绍了他们自己的房地产项目，以让投资人“放心”。
当有投资者受邀去考察这家平台所推荐项目时，公司老总背诵并且讲述了自己对于《心经》的理解。投资者对考察结果非常满意，他们在论坛中写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周总是一个有信仰，有觉悟，积极向善，愿意做一番事业的男人。”
单纯从风险来说，如果平台自己的项目可靠，风险并不一定高于纯粹的P2P。但它们会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从事多年网贷数据研究的火锅说，“我们做过大致统计，纯中介平台所占比例不超过5%，中介并有部分自融平台占60%以上，纯粹自融平台20%左右。”
“老赖”“及时雨”
更多的P2P平台，从来不曾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暗自在“江湖”狂欢。一旦出事，要么“跑路”，要么“老赖”。
湖南怀化，一家名为“及时雨”的平台，就一直在“赖”着。
“及时雨”首页，有一段董事长姚晓兰的讲话视频，题为“云开与月明”，庆祝新平台开张，那是2011年6月。但从去年底开始，提现就变得困难起来。
2013年11月底至12月初，是网站的集中兑付期。恰在此时，“及时雨”发布公告说网站被黑客攻击，解决办法是投资人续投75%，把投资截图给客服，就能优先提现。
此后，网站的种种提现“奖励”活动持续至今。
与此同时，“及时雨”又开了两个平台：天标贷和怀民贷。这三家网站丝毫不隐藏彼此之间的“姻亲”关系：网站设计极其相似，管理团队完全一样，彼此之间互相担保、互发通知。
天标贷开业，及时雨公告说：急需用款的客户如果去那里注册，可以“享受”当天35%的提现。
除了注册，被套牢的投资人写软文也可以拿回一点钱。在网站论坛的一个帖子里，平台奖励了两名投资人发表了力挺及时雨的文章，“给予提现500元及奖励50元。”
为了拿回自己的钱，甚至有投资者跑到湖南怀化去考察。一位曾经于2013年11月去怀化“讨钱”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他们报了警，但未被受理，去公司现场讨债，发现门口就坐着两个警察模样的人，他们也不敢去了。
如此半年，一部分注入资金难以取出的投资人变成了及时雨的“同盟”。
“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当一个人被挟持的时候，你反倒产生了一种帮助害你的人的这种心理。特别疯狂，帮着老板往里拉人。”一位投资人如此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老赖”，是投资人给的标签。
像这样拖着不倒也不还钱的“老赖”，有不少。2013年12月，在P2P第一批倒闭潮来临时，江苏省无锡市法院把一组“老赖”的名单和照片放在了市中心商业广场的LED大屏幕上，每天滚动12次。有一位跑路平台的老板因此火速还款，求除名。
直到现在，“及时雨”依然还在赖着。值得一提的是，在“及时雨”三个平台公布的管理团队中，列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营销总监是现任《怀化都市报》营运总监，监管负责人曾任银监会怀化分局副局长。
2014年6月5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限制出境人员名单，这三家网站的法定代表人姚晓兰的名字赫然在列。
骗子产业链
去年末至今上百家倒闭的平台中，恶意诈骗的比例大幅提高。
据网贷天眼数据统计：2013年出现问题的平台为75家，共涉及资金21亿左右，其中诈骗平台2家；2014年截止到6月出现问题平台40家，共涉及资金13亿以上，其中诈骗跑路平台15家。
可以看到，纯诈骗的平台急剧增加。
许多滑稽的事情由此上演。
比如，2014年5月17日开张的仁信贷，连官网上的前台照片都是PS的：投资者们发现，这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上，却标记着不同公司的名字，有兰博文体育用品，还有快印网。
这家公司的风险控制总监王文凯，号称从事金融工作多年，官网上的他穿着白衬衫的照片，被扒出实际上是一位作家的照片。
五天后，该平台宣布停业整顿。
再比如，5月底关了网站跑路的一家深圳公司，自称“中信创投”，但实际上跟中信没有任何关系，公司的名称其实叫“中信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这些平台，很多都是在名字上打擦边球。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以前是做证券期货的，2008年开始做P2P。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回忆说，因为深交所旁边的路叫红岭路，他便给自己的公司起名红岭创投。后来，取名“某某创投”的P2P公司一时蜂拥而起，深圳尤其多。
对于很多骗子公司来说，深圳是一块“创业福地”，因为有人可以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6月中旬，深圳一家名为“科讯网”的公司跑路，卷款金额超过五千万。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科讯网的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8号，看到这里位于一个金融创新基地中。原本应是科讯网的办公场所，实际上是一家挂着各种论坛照片的电子商务公司。前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里代办注册公司的业务。
一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只要交身份证和两千多块钱，他们保证最晚两周之内办好注册手续。如果再交一点钱，可以使用他们的公司地址，以后每个月缴税业务也可以代办。至于业务范围、缴税金额，“按客户要求，怎么写都行”。
当问及目前有多少公司挂着他们公司的地址时，这位工作人员四下一看，低声说，“大概有七千多家吧。”不过，南方周末记者未能对此进行核对。
项目审核员：“我不投”
“地球人都知道，担保公司都是壳，”王超（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每个企业，我们都要求担保公司作担保。”
王超曾经在银行工作，2013年转行参与一家P2P网贷公司创业。在整个团队中，他负责线下项目审核，到现在已经审核过一百多个项目。
他所在的公司选择的是与第三方担保公司合作的模式。
“除了一些国有的担保公司有资金实力，民营的担保公司很多是抽逃了注册资本金的，几个人、摆台电脑就是一间担保公司了。”
在王超看来，很多P2P平台的担保公司都是自己成立的，只需要在法律关系上撇清，“其实是左手倒右手”。
羿飞也承认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但他认为仍然有作用，因为担保公司的成立要走国家标准，比那些完全没有的总要好点。
P2P的担保公司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南方周末记者选择了五家总部位于北京的P2P平台进行随机调查。
这五家P2P的担保公司情况是：爱投资（合作的第三方担保公司31家）、积木盒子（8家）、爱钱帮（11家）、花果金融（6家）和有利网（5家）。
在他们合作的这61家担保公司中，几乎没有重合，等于是每个平台都有一支自己的担保“队伍”。
在这个随机的样本池中，与两家以上公司合作的担保公司仅有两家，其中金达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爱投资、爱钱帮和花果金融三家公司都有合作。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询问时，该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拒绝了采访。
对于P2P投资者来说，在追逐高收益率的同时，风险却往往被忽略。
以王超所在的平台为例，一家担保公司做的项目收益率8%左右，但该公司有国资背景；另一家担保公司则是平台买来的“壳”公司，所做的项目收益率为12%左右。
结果却是，绝大多数投资者选择了后一种项目。王超说，“他们如果知道里面的情况，估计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是刀口舔蜜。”
在审核项目的这一年多里，王超发现，真靠自身经营能还得起高额本息的公司并不算多。
“能想办法左手倒右手，辗转腾挪过了还款这个节骨眼的企业，还算好。”他说。担保公司和P2P平台，都会想办法帮客户找钱，甚至有把自己的钱借给对方的情况，这种做法叫“过桥”。拿到钱还了投资人，过桥欠的钱怎么办？再在平台上发借款项目。“投资人一看，这个企业不错啊，还款及时，再买它！”
只要能有“搭桥”的项目，还款风险就可以不断后移、不断转嫁。
花果金融CEO惠轶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于P2P行业来说，眼下的跑路潮只是暂时现象，真正的风险在于“大平台”的资产安全度。
对借款企业来说，P2P融资一来时间和规模都很灵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互联网贷款记录还未纳入银行的征信系统。不给银行还钱，会上黑名单。但不给互联网平台还钱，跑了就跑了。
“每个P2P平台真正的梦想，就是‘大而不倒’。我一定要往前冲，冲到足够大的时候，我倒了就是群体性事件，国家管不管？”王超说。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你会买P2P吗？他说，“我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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