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后来都被判了刑。
“这对她弟弟的案子绝对有帮助。”游精佑现在这样评价自己遭受的这场牢狱之灾。在他看来，正是通过这起“案中案”，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福清纪委爆炸案重新进入了公众视野。
律师特别助理
念建兰自己做老鼠药实验，还找到了卖药的商人。
网民发帖案庭审当天，部分来自全国的访民、网民聚集到了法院门外，组成“关注团”。其中，就有彼时与吴华英尚互不认识的念建兰。
“我很佩服他们。”念建兰说，能够为了帮助别人牺牲自己，这是义士。
案情梗概
福清纪委爆炸案
2001年6月24日，福清纪委大楼发生爆炸，一人死亡。国企老总陈科云及其司机吴昌龙等人被捕。福州市中院一审判决中，陈科云和吴昌龙被判死缓；被重审后仍作有罪判决。再度上诉到福建省高院后，此案一“挂”4年半，直到2011年4月26日才开庭。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院再次开庭，以无罪判决一锤定音。
详见：南方周末2013年5月23日《福清纪委爆炸案的“递罪”逻辑》
平潭投毒案
2006年7月27日，福建省平潭县澳前镇澳前村多人中毒，两个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平潭警方认定是邻居念斌投入鼠药所致。此案历经近十次庭审，念斌被四次判处死刑。在最高法院不予核准死刑、福建高院撤销死刑判决情况下，福州市中院重审仍判处念斌死刑。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念斌无罪。
详见：南方周末2009年11月30日《一碗稀饭引发的投毒悬案》
1997年大学毕业后，念建兰的生活一直顺遂无愁，她有着一份清闲的工作，不错的福利，每周都会从福州市区回老家，那时，弟弟念斌就在通往家乡的路边等她。
若不是飞来横祸，念建兰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弟弟被捕后，她不知道如何面对以泪洗面的母亲和夜不能寐的父亲，一度不敢回家，只好待在办公室用上网来逃避。
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疯了。
2009年，念斌从平潭县看守所转移到了福州市看守所。得到消息后，念建兰早早跑到了福州市看守所门口。她被拦在了很远之外，看见车门打开，戴着手铐脚镣的弟弟佝偻着背，从车上被拽了下来，只来得及大喊一声“念斌！”弟弟就被推入了黑色的铁门。弟弟呆呆地转了一下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她。
这年6月，福州中院第二次判处了念斌死刑。
“他被拽进去的时候，就像我眼睁睁看着他走向死亡。”她想，以后，她就为这个从小最爱和她吵架的弟弟而活了。
她疯狂地寄材料。为了表示诚意，她只用手写，寄快递，每封信后还会加上“叩谢”二字。她抱了极大的希望，差点自我陶醉，直到送快递的小工告诉她，不要寄了，这些信件拆都没拆过，就被收垃圾的收走了。
“这些混蛋。”多年之后，念建兰依然恨恨的。
张燕生2008年成为念斌的辩护律师。当时，平潭县公安局只提供了念斌的口供和5张照片。张燕生说，她能做的，就是证明念斌口供里说的哪些是假的。
为此，她做了许多实验，念建兰成了最积极的助手。
“小念浑身都是劲，只要给她一个方向。”
念斌的口供里说，他去投毒时，看见了水壶的嘴冒着水蒸气，她们就模拟同样的室内环境，证明在漆黑一片中，看不到水蒸气。
口供里说，将老鼠药投入水壶中，水很快成了米汤色，念建兰就从全国五个省找来数十种老鼠药，证明即使在水中摇晃一天，老鼠药也不会溶于水。
更荒诞的是，口供里还说，卖给他老鼠药的是一个理着平头的商人，念建兰找到了他，发现他其实是秃头。
这让念建兰和张燕生很兴奋，既然有这么多疑点，那口供的可信度就要打上折扣。
但让她们绝望的是，2010年，福建省高院二审依然维持了死刑判决。
“这是我们俩最难过的时候。”张燕生后来写了《刑辩律师的绝境》，描述那次判决对自己的打击，“一直以来，我始终坚信凭借精湛的辩护技能和技艺，抽丝剥茧认真仔细地办案，一定能发现问题获得辩护的成功。然而，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天真，事实上它与案件的结果没有必然联系。”
念建兰得知维持死刑的时候，天正下着雨，她突然觉得生命真美好，但都和自己无关了。
她辞了工作，和恋人分开，专心为弟弟洗冤。
尊严
“吴华英和念建兰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但她们都是在抗争，而不是去求。”
2010年出狱的时候，吴华英胖了十斤。她蓄起长发，发誓直到弟弟无罪释放那一天才剪掉。她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2011年，她去北京上访三次，但一次都没登记成功，就被截访人员押送回来。她成了事实上的“草根英雄”，代价是变成重点维稳对象，监控摄像头就安在了她家的楼道口。
进京一次，就被送回来一次。最后一次，她被关进了香河拘留所，监室内四面墙壁上，刻满了访民们的恩怨情仇：“他不是人，出事了也不管”、“我爱某某某”、“抢我土地的官员丧尽天良、不得好死”。
这让她觉得幻灭，不再去北京上访。“我知道，上访解决不了问题。不上访的话，难道看着自己的亲人度过一年又一年牢狱之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温水煮青蛙的命运。”
2011年4月，时隔四年后，福清纪委爆炸案重审二审开庭，但随即又杳无音讯。
“吴昌龙的案子，最主要就是想办法启动它。要靠舆论的压力。”这一次，游精佑的建议是：行为艺术。
2012年愚人节，吴华英在自家屋顶上布置了一面3米宽、4米长的“冤”字。
她还制作了一个灯笼，上面写着“释放吴昌龙”，还做了一副黑镜框，里面是一个“法”字，寓意法律已死。周末、节假日，她就提着灯笼，夹着大镜框在街上游走。
2013年元旦，新的刑诉法生效，严禁超期羁押。游精佑让吴华英联系其他访民去照相，一下子就来了十多个，他们去了福州高院，还去了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后来还有“死磕派”律师加入，给法院送去了几个红薯。
2013年春节前，吴昌龙终于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13年5月3日，吴昌龙被宣判无罪。游精佑认为，这些行为艺术“对法院触动很大”。
不过，同样的点子在念建兰那儿行不通。
“吴华英韧性很强，可以忍辱负重。我说了什么建议，她就会一条路走到底。”游精佑半开玩笑地说，后来他都不敢轻易给她提建议了。“但念建兰不同，她视这些为畏途，她很在乎自己的尊严。”
2011年，念建兰在网上联系认识了吴华英，后者又将她介绍给了游精佑。
“帮助她比帮助吴华英闹心。”游精佑说。念建兰曾试着和吴华英去鼓山，去法院门口举牌，她总是躲在吴华英身后，瞻前顾后。“吴姐真的是行动派。”
她早就看过吴华英写的“心路历程”，学习了上访心得，但路过信访局大门，却始终迈不进去，“我不敢登记，因为我不能被抓，否则就没有人去救我弟弟”。
念斌的律师张燕生也不赞同这种“行为艺术”，她不希望看到“壮烈牺牲的场景”，“就像之前吴华英入狱。”这位女律师认为应该回归法律，她说自己当过十五年法官，知道法官怕什么，“法官不怕行为艺术，搞多了可以抓你，法官怕的是证据弄错了，这是法官的责任。”
不过，因为没有采纳游精佑和吴华英的好心建议，念建兰有些内疚，整夜失眠。直到到了北京，一门心思进入寻找证据的忙碌中，她才能平静下来，也感到有希望。“为什么有时候我敢骂人，骂法官。因为我硬气，我不去求他们，而是找证据。”
她和律师甚至跑到了香港，因为听说那里的毒物化验最专业。
2014年6月，念斌案最后一次开庭，香港专家指出的两个重大疑点令警方哑口无言：同一份死者的质谱图，既被充当死者的心血样本，又被充当尿液样本；而另一份质谱图，原本是实验室毒物的样本图，却又被拷贝成为死者检验物的检测图。
换而言之，这些证据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可能是假的。
“吴华英和念建兰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但她们都是在抗争，而不是去求。”游精佑这样总结。
明天
“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牵谁的手。”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院宣告念斌无罪。念建兰发现，弟弟甚至无法帮自己的儿子拧开汽水瓶盖。同一天，吴昌龙进行了出狱后的第二次手术。
弟弟重获自由这一年，吴华英终于剪了头发，看到镜中的自己老了。她不太愿意去回忆过去，说一回忆，脑子就僵住。“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会拖十二年这么久，我就支持不下去了。”
她的精神紧绷了十二年，她曾经二十四小时坐在电脑前发帖，被删了再发，再删再发。她常想起当时沉默不语的母亲，“她不懂电脑，也不说话，就是这么坐着，我的压力好大。”
现在她感到疲惫，想到曾经与自己并肩的访民们还在路上，甚至有些难堪，仿佛是一场同归于尽的幸存者。
念建兰带着弟弟去了北京看病。念斌的胃全是溃疡，还有淤血。念建兰自己的手臂则肿了起来，但她只是依照土方子，把土豆切成片，一片片贴在小臂上。
9月14日，姐弟俩去了北京的缸瓦市教堂，这是八年来他们第一次一起去教堂。念斌泪流满面。
“等善后的事弄完了，我想搬走。”吴华英说，出狱后弟弟觉得太亏欠她，他的压力也很大。
她想起了原来和母亲一起去做礼拜的日子。想起自己入狱那一年，她给自己唱的赞美诗：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每一天只为生活。
我不借明天的太阳， 因明天或许阴暗。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识透。
但我知谁管着明天， 我也知牵谁的手。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