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中特别是经济秩序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得不够。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它们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适应，这需要通过改革逐渐来调整。我赞成渐进式的改革，不赞成革命，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上海发展研究论坛的沙龙上坦言，2014年里战争论调暗潮涌动，当他看见电视上的军事专家剑拔弩张地评点局势时，“心里很不舒服”。不管是在演讲时，还是在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他都强调，目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发展，在这个基调上，国家间的诉求是共赢，而不是战争。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认为，美国受乌克兰和中东动荡牵制，无力对亚太大动手脚。
时代主题变化统领一切
第一财经日报：在建国以来的各个外交时期，你觉得最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现在这个时期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怎样的时期，具有哪些特点？
吴建民：最困难的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的世界是两极世界，我们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同时越战又在进行，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各种后方的支援。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处境最险恶的时候。
中国今天的处境要好得多。时代主题从过去的战争与革命，演变为今天的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的变化是统领一切的变化。在今天，和平崛起成为可能，通过武力夺取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都能在国际市场上买到。
尽管最近几年来我们同一些国家的矛盾、摩擦、冲突有所发展，但是它们都没有失控。巨大的共同利益是防止走向对抗和冲突的重要因素。
日报：如何评价现在中国的外交成绩？
吴建民：与过去比较，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的国力增强了；二、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中国对于世界舞台是一个崭新的事物。近200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三、外交活动多。过去两年来，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活动比历任领导都要多；四、习主席在外交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理念和新构想，如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构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等。
这些理念和构想的实现，都是浩大的工程，实现起来也不会一帆风顺。然而，这些构想一旦实现，必定会造福世界，也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日报：有人说你是中国最大的鸽派，但你曾表示天下矛盾多，可利用的因素也多。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中国在这个节点上与各个国家的关系如何？
吴建民：我不喜欢贴标签的做法，对那些我都不赞成。我是实事求是派。不管是谁讲的观点，关键要看实践。实践证明你是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包括同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的关系都大大向前发展了。我们与世界各国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我们的方针是结伴而不结盟，这是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和苏联结过盟，效果并不好，结盟就会得罪别人，缩小自己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在我的外交生涯里，曾经搞过13年的多边外交，纽约10年，日内瓦3年。在联合国，你经常会看到，围绕不同的国际问题，各国的利益不一样，会出现不同的组合。这是由于各国的利益所决定的。不同的组合不是结盟，大家围绕某一个问题的利益比较一致，所以走到一起来了。
美国想把战略重点转移非易事
日报：怎样看待目前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吴建民：中美之间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存在着很多分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方面要大力发现我们的利益会合点，并在利益会合点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合作，在不同领域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利益共同体会使中美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有了牢固的基础，中美关系才不会受各种矛盾和摩擦的干扰和左右。另一方面，我们要管控好我们之间的分歧，不能让分歧妨碍发展合作。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重点当然要追随国际关系的重心。当今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21世纪的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现在还没有完成。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要追随这个大趋势。
同时也必须看到，当今世界不安宁，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的危机。中东和北非地区是当今世界的冲突、对抗、局部战争的中心。乌克兰危机和中东的动荡会吸引美国很大的注意力，美国要想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地区来也绝非易事。
日报：中美在2005年开启战略对话，而去年美方有言论称中美正进入战略磨合期，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落到了最低点？
吴建民：中国来到世界舞台中心还是一个新事物，东西各方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会有一段磨合期，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不同意中美关系落入了最低点的说法。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台会晤达10个多小时，双方达成27项协议，这哪是什么最低点？相反，这表明中美关系正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有利于中美双方、有利于世界的新阶段。
日报：相比2008、2009年，美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是美国和发达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中国较为稳定；目前是美国复苏，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是否会影响中国在全球事务上刚刚扩展的影响力？
吴建民：任何大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有时比较顺利，有时困难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每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摆在那里，困难一点、顺利一点，有影响，但不会太大。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7.4%，这在全球大国中是最高的。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但对我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日报：目前美国和欧盟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关系上僵持不下，你认为中国在其中将如何自处？
吴建民：制裁不仅损害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也造成损害。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际危机，外交途径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通过对话与谈判，找到走出危机的途径。
有人说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我不赞成。我们与俄罗斯、美国、欧洲、乌克兰的关系都很好。中国在乌克兰也有投资，危机的延续不利于我们与乌克兰合作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地位不符
日报：最近法国的《查理周刊》事件沸沸扬扬，相较于十几年前的法国，如今法国国内的宗教及种族矛盾如何？
吴建民：发生这一恐怖事件的背景十分复杂，全球的宗教矛盾在加剧。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已经67年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使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法国有500万穆斯林，由于各种偏见，使他们很难融入法国的主流社会。1998年至2003年，我在法国工作期间就听说，如果你要到大公司里去求职，若你名字上有穆罕默德、阿赫默德、易卜拉欣等表明你是穆斯林的名字，就很难成功。此外，尽管法国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但民族主义、排外倾向也在法国蔓延，这当然会引起穆斯林的反感。
日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恐怖势力抬头，出现了越是压制越是反弹的趋势。你认为在宗教问题上，大国、强国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地缘或者说文化上的冲突？
吴建民：倡导文明对话十分重要。尽管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是巨大的。没有伊斯兰文明的贡献，世界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以为在处理恐怖势力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问题上，我们要非常谨慎，打击面一定要小。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的宗教联系在一起。搞恐怖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也是孤立的。
日报：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规则和外交准则是否陷入了危机？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替代者？
吴建民：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全球治理规则和外交准则陷入了危机。目前的世界秩序虽然是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也面临一些困难，但是，现行的国际秩序既保护了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又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我们是现行秩序的受益者。我们不赞成，推翻现行的全球秩序。
当然，全球秩序中特别是经济秩序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得不够。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与它们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适应，这需要通过改革逐渐来调整。我赞成渐进式的改革，不赞成革命，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