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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在看两院工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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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讯 “2014年广州两级法院判处的原处级以上贪官为53人。”昨日上午，广州两会“两院”向人大作报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年夫披露了这一数字。记者对比发现，2013年的法院报告中，这一数字尚只有17人。“这主要与去年从中央到地方持续高压的反腐动作有关。”刘年夫此前解释。
判决处级以上贪官前年17人去年53人
在昨日上午的报告中刘年夫介绍，广州两级法院去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为23193件、审结21201件，同比分别上升9.52%和6.75%。两级法院去年判处贪污、受贿犯罪165人，其中原为处级以上干部的为53人。南都记者翻查法院数据发现，2013年广州两级法院判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原为处级以上官员的只有17人。刘年夫此前接受采访时对此解释，扣除异地管辖等因素，去年查办高级别官员人数的增多“主要和从中央到地方持续高压的反腐动作有关”。
报告同时显示，2014年广州两级法院判处了行贿犯罪128人，与2013年相比同比上升了39.13%。判处的行贿犯罪人数上涨近4成，“办案机关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在增加”。刘年夫的这样说法，从广州市检察院2014年查办的行贿犯罪的数据中得到了印证，2014年，广州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了行贿犯罪218件225人，约占贿赂犯罪案件的40%。
“番禺灭门案”凶手一审判死
刘年夫还披露，广州两级法院还着重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一审审结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毒品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3970件。如对“番禺灭门案”凶手苏永胜一审判处死刑，以及投注额达4840亿元的特大网络赌博案等案件。
此外，两级法院还打击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犯罪，判处罪犯297人，典型的如海珠区判决的一家五口种卖“毒豆芽”案。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犯罪，审结了广医二院伤医案、打砸伊丽莎白医院案等案件。
此外报告还披露，两级法院去年受理了各类民事案件157449件、审结130486件、解决诉讼标的306 .81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3.83%、12.11%和65.45%，其中通过调解方式结案52326件。在民告官案方面，两级法院共受理了各类行政案件6273件、审结5282件，同比分别上升74.83%和67.36%。
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中院副院长余明永：
民告官 一把手 请应诉
作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余明永曾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过废除劳教制度和暂停收容教育制；作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余明永分管了十多年的行政诉讼也就是“民告官”官司，上个月他还审理了一起行政诉讼。
昨日，余明永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解释为什么在“民告官”案件中，作为原告的“民”多是败诉。他称希望今年能有更多行政部门一把手出庭应诉“民告官”案件。
“民告官”为什么多败诉
余明永说，从目前的行政诉讼情况来看，大多数案件还是行政部门胜诉。一方面行政行为都有一定规范，“尤其是广州，(行政部门)作出完全错误行政处罚的概率还是很小。”
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很多原告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为什么我这样做就被罚了，别人这样做没被罚，觉得不公平，就提起行政诉讼，反正行政诉讼的标的很便宜，一律50元。”余明永说，既然原告都知道自己是违法的，那官司肯定打不赢。
行政部门相比普通当事人来说，无疑处于强势地位。余明永称，这个问题客观存在，但从实践中来看，行政部门倒也没有给予法院太大压力。
“公安是强势部门吧，但我们该判败诉的还是败诉。”余明永讲述了一个城管与小贩之间冲突的例子，事发后警方将女小贩和其2岁多的孩子关在了派出所的一间房里23个小时，“(房间)里面有吸毒的，卖淫嫖娼的。”法院后来接到了小贩的两起行政诉讼，分别是起诉城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后与城管的诉讼中小贩败诉，法院认为城管人员执法时没有问题；但在与公安机关的诉讼中，小贩胜诉，当时法院认定公安机关对待2岁孩子的行为不合规，“所以判公安败诉，(公安机关)赔偿小孩5000块，这是全国行政诉讼中第一例判了精神赔偿的案子。”
“一把手”为何缺席“民告官”
广州市目前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行政部门一把手应当出庭应诉。“应当出庭，而不是必须出庭。”余明永回忆近几年的行政诉讼，真正做到行政一把手出庭的部门寥寥，只有区一级的行政机关一把手出过庭，次数也屈指可数。
许多部门都设置有类似法规处的部门，“一般都是这个部门的人代替出庭。”余明永认为这样是不够的，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能让他们有法治理念，同时也是对原告的尊重。“有的法官也确实不希望行政部门一把手来，对法官来说心理压力大。”余明永笑称，不过慢慢习惯就好了。
“我希望今年能有若干(行政部门)首长在行政诉讼中出庭。”余明永说道。
市检察院反腐“也是蛮拼的”
去年查办20名厅局级官员
南都讯“反腐”成了今年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头道菜。
昨日上午，在广州市人大会议上，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福成交出了这样一份“成绩单”。最受关注的是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总数达到了755件866人，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被查办的人中有126名处级以上干部，其中包含至少20名厅局级干部。
被查处的干部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市国土房管局原局长李俊夫、花都区原区委书记杨雁文，还有挪用公款2.17亿元的陈东、受贿8891万元的黄华辉等一批“小官巨贪”。在追赃专项行动中，挽回经济损失5.83亿，抓获在逃嫌疑犯24人。
据广州市检察院称，去年职务犯罪的立案数、大要案件数和追逃追赃数，均是该院创院以来的最高纪录，有些方面在全国的副省级城市中也是第一。
在市检察院的微信公众号里，该院用“也是蛮拼的”来形容去年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检察院去年共办理了行贿案件218件225人，约占贿赂犯罪案件的四成。这个查办力度也创了历史新高。
此外，去年广州市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案件16013件21758人，人数比去年多两个百分点。
广州市检察院去年成立了10个检察室，进驻到广州地区的10个省市级监狱和看守所。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126人，其中重新收监执行12人。并立案查办了监管场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6件6人。
广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福成谈去年反腐
贪官年轻化 41-50岁占一半
昨日，在代表广州市检察院向广州市人大作完工作报告后，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福成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谈了去年反腐领域的热点话题，比如“窝串案”突出、国土领域反腐、查处“小官巨贪”、防范贪官外逃等工作。
反腐
查办处级以上贪污贿赂案72件72人
王福成介绍，去年，共查办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贿赂案件72件72人，其中厅局级领导干部贪污贿赂案件20件20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案件比2013年上 升7%，厅局级领导干部案件比2013年上升42.86%。
王福成说，以前贪腐犯罪的官员有“59岁现象”，现在却出现比较多的“45岁现象”、“35岁现象”，腐化堕落呈现年轻化趋势。近年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介于30-40岁之间的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介于41-50岁的约占一半。
窝串案
冼村领导班子腐败窝案成因在利益
在去年的贪腐案中，有一个突出现象是：“窝串案”占了立案总数的约七成。“从‘一条线’办‘一串案’，已经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经验了。”王福成说。
王福成称，现在腐败都呈现家族化、集团化了。“为什么出现窝案串案，主要是形成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王福成举例说，冼村领导班子腐败窝案、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贪贿系列案、中移动公司腐败窝案等，都是这种情况。
对于这种“窝串案”，除了对贪腐人员进行查办外，市检察院还重点查处行贿案件，去年市检察院查办的行贿案件占贿赂案件的约4成。
国土腐败
李俊夫大权独揽易中“糖衣炮弹”
去年，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落马，案情与开发商牵扯不清；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局长李俊夫也被查处，国土部门副处级干部黄华辉涉嫌受贿8890万元，成为“小官巨贪”的典型。这一系列的案件显示，国土领域成了职务犯罪的易发领域。
王福成分析认为，国土房管部门负责征地拆迁、用地审批、土地拍卖、容积率审批、房产证发放、保障房建设等工作，权力非常大，是一个重点单位。“比如说李俊夫，兼有好几个职务，大权独揽。这种部门最容易成为腐败分子瞄准和进攻的对象，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此外，一些制度和机制的不完善，是王福成认为的另一个原因。
市检察院一直将国土房管部门作为反腐的一个重点领域，“有案必查”，王福成称。
小官巨贪
“貌似没权，实际却是有权的”
白云农工商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贪腐近3.8亿元，国土部门干部黄华辉涉贪腐约8900万，这两人落马时都是处级干部，但案发时多数在科级干部期间。
“小官在公务员队伍中是主体力量，科级以下阶层，也是公务行为中的主体力量。”王福成认为，科级干部没有决定权，但有办事的权力，所以“貌似没权，实际却是有权的”。此外小官不容易引起外界注意，对其的监督力量相对没那么强，而且在组织监督和管理中，比较容易忽视小官。
“我们这么多年来对处以上干部财产申报、重大事项报告，对科级干部较少。”王福成说，有些干部在科级级别上停留时间较长，有的停留十几年，有的停留一辈子，再往上，难度越来越大，所以有的人价值观容易扭曲。“如黄华辉的腐败，就是出现在任科级干部期间。”
AⅡ04-05版
采写：南都记者 张钊 吴笋林 张艳芬 实习生 林子(除署名外)
摄影：南都记者 钟锐钧 冯宙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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