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宿迁时期的仇和常去公墓释压 寻找自信

　　事实上，对公务员队伍的整肃，并不是仇和在昆明首创，而是从宿迁直接移植过来的“仇氏经验”。至今，仇和的某些管理方式仍在宿迁延续。

　　宿迁当地公务员告诉长江商报记者，仇和对纪律要求尤其严格，在宿迁历史上绝无仅有。

　　以前开会大家都很懒散，自他主政后，开会有纪委的人拿着摄像机偷拍，有没有人玩手机、看报纸、打瞌睡、迟到早退，或是出去抽烟，多长时间才回来，有无人缺席。待会议结束，主持会议的领导会当场公布，“第几排第几位，哪个单位的谁”会讲得很清楚，且被点名的人三天内必须到纪委说明情况。直到如今，宿迁开会依然如此。

　　同时，还设有行风检查员，检查员会不定期到各单位抽查，拿小摄像机去拍工作人员工作时间有没有上网、看电视、玩手机。

　　当地一公务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宿迁建市不久，急需发展，仇和推行招商引资，要求干部“工作时间抓招商，业余时间抓工作”。负责招商的干部要提前交保证金，若未完成任务，保证金拿不回来，还会被降级、待岗。

　　有亲历过招商引资的知情人士称，自己曾被派出去一年时间，在外地租房子，自己买菜做饭，没有车，一家家企业跑，“很辛苦”。而自己在单位的工作交给别人，一个单位大约有两个人专职负责招商。

　　仇和还鼓励干部离岗创业。“他认为干部太多，思想僵化，搞经济的太少”，上述知情人士称，任何干部都可以提出申请，出去创业、做生意或者是打工，且不限地域。随后便鼓励全民创业，干部带着群众去做。“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多老一辈干部都无法接受。”

　　在2002年，仇和还做了一件让众人惊愕的事情，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干部。不管是工人、白领、普通办事员都可以来考，考试通过，提拔为干部。“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考试提拔起来的干部。”上述当地公务员说。

　　民生败笔

　　河水治污与拆防盗笼，是仇和主政昆明的两个民生大手笔，然而效果却大相径庭。

　　3月16日，家住昆明盘龙江边民胜家园的李女士，看着家门口盘龙江里的一湾清水，想到了仇和的好。

　　她说，早几年，盘龙江是一潭死水，一到气温升高，周边臭味弥漫，一年到头蚊虫飞舞。自从仇和主政昆明之后，注意到流经昆明城区的36条河水污染的情况。他要求36名市级干部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在仇和的强力推进之下，短时间内，这些河水的水质开始变好了。

　　正当昆明市民感觉他们的这个市委书记除了拆房子，还会实实在在关注民生时，仇和迎来了在当地市民中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2009年底，昆明市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拆除居民家的防盗笼，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公务员队伍，要求全市的公务员家庭限期拆除家中的防盗笼，否则就要被问责。

　　昆明出现外挑式防盗笼是在上世纪80年代，防盗笼的出现，拓展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空间，让有限的住房变得相对大些；最重要的当然是基于安全考虑，可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盗贼入室偷盗，维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地一位警察说，当时很多公务员对这种做法愤愤不平，但又都敢怒不敢言。“公务员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住的老旧小区，一旦拆除了防盗笼，家里的安全无法保障。”

　　最终，在僵持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位警察家的防盗笼还是被拆了，“不拆就要问责，谁还敢不拆。”

　　到了要拆除普通市民家庭的防盗笼时，这一项措施变得阻力重重。最终，原本准备全面实施的政策慢慢演变成拆除主干道两旁，又到临街两边。最终，只有迫于压力的公务员队伍拆了。

　　“仇和树”诟病

　　在昆明的4年，仇和将自己当初所学的植物保护专业发挥到了极致。

　　早在江苏沭阳任职期间，他就在当地强力推行种树，到了昆明之后，他又延续这一做法。

　　在昆明市内很多主干道上，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础上，再补种一行树木。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小树一分为二，拥挤不堪。那一段时间，昆明市民感觉昆明的道路就不停在开挖，以仇和这种方式种下的树也被外界称为“仇和树”。

　　戏谑的是，仇和离任之后，张田欣接任昆明市委书记，他爱好种花，要将昆明打造成“一街一景”“四时飞花”“无处不飞花”的花园城市。

　　于是，昆明市民又看到原本道路两旁的树被拔掉，种上各种各样的花。一首顺口溜在手机短信上传开：春城是我家，得闲都来挖，大街有宝藏,围挡要种啥？拔掉仇和树，种上田欣花。

　　2014年7月1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植保专业出身的仇和，在昆明推行绿化植树本无不妥，让人诟病的是这些绿化树的来源。杨维骏指出，云南本就是森林王国，而绿化树竟然都从江浙一带千里迢迢运来，实在让人不解。

　　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长江商报记者说，且不说江浙一带的树种能否适应云南的气候，这些树从千里之外运来昆明，仅路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难让人不怀疑其中的问题。

　　吊车司机李师傅承认自己是仇和推行种树的受益者。前几年，他承接了当地高海公路的树木种植工程。李师傅介绍，这个工程他前后做了一年，据了解，他所负责种的榕树从江苏运来，算上各种成本只有350元/株，而昆明市为此付出的却是900元/株。但是，花大价钱运来的树木，2013年昆明市一场大雪，这些树全部死了。

　　小功与大过

　　仇和曾在多个场合推荐《政府的革命》一书。他说，“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把政府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

　　仇和按照这一理论，确实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曾经主政的宿迁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在宿迁的实践经验，履职昆明后，这一套做法，他更加驾轻就熟。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是仇和发展模式的坚决反对者，也不止一次用实际行动向仇和发难。

　　“最开始我对仇和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杨维骏记得，仇和刚刚到昆明时，专程到他家里拜访听取意见。杨向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点，如何治理滇池？第二点，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第三点，昆明市政府职能如何转变？他记下来了。“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跟着他来的人说。

　　杨维骏是个较真的人，他等了一个月没有等到仇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答复，多次到市委去找仇和。

　　杨维骏公开表示，仇和与落马的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是亲密战友，仇和对昆明的发展方式也是延续了白恩培的思路。“仇和刚到昆明，就住进了省委大院里正省级领导的住所，之前所有的昆明市委书记都没有这个待遇。”杨说，白恩培主政云南期间，搞“一湖四片”，开始围绕滇池造城，这也是对滇池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位于昆明南部的呈贡原本是中国著名的花卉和蔬菜生产基地，后来非要在呈贡建一个新区，当地的坏境遭到破坏。

　　杨维骏承认，仇和到昆明之后，推出了治理滇池的措施，对滇池水质的恢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推行的全域城镇化，对昆明来说是灾难性的，“小功不能抵消大过”。

　　云南省政协原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傅仕敏也公开反对过仇和的一些做法，他甚至表示，要就昆明当前的发展模式与仇和在电视上公开辩论。傅仕敏是研究经济出身，他说，仇和推行的就是用土地经营城市的模式，在他看来，这是经济发展上的短视行为。“这样一来，城市是发展起来，但只是一具空壳，缺乏工业产业的支撑。”傅仕敏直言，仇和在昆明的4年在当地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上毫无建树。

　　杨维骏透露，白恩培一度有意让仇和接自己省委书记的位置，中央在征求杨的意见时，他表示坚决反对。

　　2011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此后的几年间，国内媒体上再鲜有仇和的消息。

　　2013年9月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罕见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6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并将原因归结为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

　　云南省一退休官员说，现在看来，秦光荣的6点反思均有所指。

　　简历

　　1978.03-1982.01

　　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1-1984.1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1984.11-1986.04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

　　1986.04-1990.09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1990.09-1992.12

　　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

　　1992.12-1996.07

　　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

　　1996.07-1996.09

　　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09-1996.12

　　江苏省宿迁市副市长

　　1996.12-2000.12

　　江苏省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12-2001.08

　　江苏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08-2002.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

　　2002.01-2006.01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6.01-2007.12

　　江苏省副省长

　　2007.12-2011.11

　　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2011.11-2011.12

　　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2012.1

　　云南省委副书记

　　2012.2—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云南行政学院院长

　　2015.3—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5.3—

　　被免去云南省委副书记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