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错案追究需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提出要改变办案集体作业模式 错案追究 需破除三个魔咒

　　法制晚报讯（记者汪红）错案追究需要破除三个“魔咒”，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提出，因办案人员违法行为导致错案，国家相关部门在向当事人赔偿后，应严格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向其本人追偿。

　　张建伟认为，目前我们国家的错案追究机制存在三个“魔咒”。

　　第一个“魔咒”是责任的泛化。即不论办案人是否有故意违法行为，只要犯罪嫌疑人经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就要追究批捕的责任。再有，案件由有罪改判无罪，就要追究起诉的责任。这种责任的泛化，有可能会进一步戗害司法人员的独立人格。

　　还有另一种含义的责任泛化，我国司法长期以来都是集体作业模式，凡案件集体(领导)决定、集体负责，人人有责等于人人无责，出现错案找不到可追究对象。司法改革需要逐渐由集体作业模式向个体作业模式转化，才能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和“让办案者决定，让决定者负责”。

　　张建伟告诉记者，按理说，司法责任制实施后，谁办理的案件就应由谁负责。但还是有基层法院的院长很忧虑，担心如果法官办错案或出了其他问题，院长还是难以卸下领导不力的责任。

　　因为我国司法机关是高度行政化的机构，法院院长对本院负有领导责任。法官出了问题，法院院长难辞领导之责，影响其政绩和未来仕途。

　　如果将来法官办错案还要院长承担领导责任，结果会使上对下的管控更强化，集体作业模式无法打破。

　　检察体制改革，总的方向应该把权力下放给检察官，现在有些地方开始实行的所谓“下放”，只是将一些事务性工作下放，如办案人员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等，而实质性、终局性的决定权没有下放。如是否立案，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是否提起公诉？批准逮捕以及是否决定起诉应该下放给检察官，刑事诉讼制度已经对这些权力的正当运作确立了制约机制，发挥这些制约机制而不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长官之手，可以保障权力正当行使。

　　第二个“魔咒”是责任追究中的目的论取向。有不少构成刑讯逼供罪的严重违法行为，要么办案人员得不到刑事追究，要么即使追究了也会得到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

　　这就是目的论取向在作怪，很多人认为刑讯逼供者是为了把案件侦破，惩罚犯罪者，程序正当性不在严格考量范围。

　　第三个“魔咒”是责任追究中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些案件，明明办案过程中存在严重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且证据确凿，就因当地的某些领导要维护地方司法机关形象，一句话就不让再追查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一些应该追究责任的案件得不到追究。

　　张建伟提出，一个案件办错了，当事人被错关了很多年，等到其出来时，很可能早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需要思考：谁该为错案买单？国家要依法赔偿，但国家赔偿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等于全民为有些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买单。

　　对于那些因办案人员滥用职权、懈怠渎职导致的错案，国家赔偿后，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向有关责任人追偿，追偿方式是责令责任人向国家缴纳赔偿金；拒不缴纳的，可以强制缴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