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杰伟

　　近日有论者指出，“唯零指标”是政策僵化、非理性色彩的表现，在对疫病本身还不是充分认知的情况下，要确保没有一例感染者出现，客观上讲很难实现。文章认为零指标与领导职务挂钩不仅可能导致各级干部谎报、瞒报的情况出现，而且可能造成政策偏激，加重公众的心理恐慌。

　　笔者认为，在这个非典型时期，就必须有非典型政策，不能用一般的行政学原理来死套客观事实。“唯零指标”还是很有必要的。“唯零指标”表现了政府对于防非的高度重视，谁都知道非典是传染病，只要输入了一例，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治愈一个非典的成本，远远大于隔离防范一千个人的成本。“隔离一千人”比逃走一个非典患者造成的社会恐慌也要小得多。

　　非典是一种传染很快的传染病，如果有一例没有控制好，就会成几何级数增长。面对非典，常规措施是不行的。适当的有效强制性措施也是有必要的，对非典没有零的指标，就有可能是几十、上百、甚至上千的人的生命可能要变为零。

　　防非典当然应该与领导职务挂勾，因为只有领导才能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防非典。在防非工作开始之初，中央就提出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要求，防非典与领导职务挂勾，与中央的精神也是完全相符的。“唯零指标”还有利于减少人员流动。因为人员频繁流动，特别是跨省市流动，无疑会加重非典这种传染病的扩散，各地采取严防死守的政策，确保本地区唯零指标，包括国务院取消五一长假，各地疫区流入本地人员采取“有病推定”，隔离留观等有效措施，这都是在对疫情没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员的流动，使一些可流动可不流动的潜在流动者自觉放弃流动，这就起到了大大减少流动的概率，从而减少非典传染的机会。

　　至于可能出现的谎报、瞒报的情况，中央早就明文规定，当事人要负法律责任，那就不仅是领导责任了。从中央到地方对于防非工作不利的领导干部及时调整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在这个非典型时期，官僚主义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克服。

　　因此，笔者认为，“唯零指标”作为严守死守的意识是值得提醒的，当然，“出现一病例就要免职”的具体做法有商榷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