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刚 亓树新
今天上午,广受各界猜测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出台,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此时,离人民大会堂数十公里外的国家行政学院宿舍楼里,记者与杜钢建教授的谈话不时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
电话来自各路媒体。作为此次机构改革策划与设计的知情者之一,杜钢建成了众多记者追访的焦点人物。“这两天嗓子都哑了。”他说。
杜钢建透露,此次机构改革的策划与设计“实际始于去年夏天”,而十六大报告相关部分这样表述其基本精神:“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按照惯例,每次都是由新领导担任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的操刀手,主刀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操作的各个层面。比如,1998年的改革,就是当时新的领导班子上台以后提出来的。“与以往不同,这次老班子为机构改革制定了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思想,具体的细节、操作则由新班子来完成。”杜钢建说。他分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新老班子交替的顺利进行,保证政策上的连续性,保持改革的持续性。
此前传闻要减少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事业单位、办事机构大约有6个单位,但今天公布的方案只减少了金融工委、企业工委、经贸委、外经贸部、体改办等5个单位。
对此,杜钢建认为,差别并不大。因为总体改革思路没有变,即中国政府机构职能如何从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下解脱出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政府模式。
杜钢建认为,此次的机构改革方案稳妥。“过去几次机构改革动的部委很多,震动很大,需要有一个缓解和调整的余地。”杜认为,稳妥的目的,正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保证改革的连续性和持续性。
杜钢建指出,这样做的好处,也为进一步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杜钢建说,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是十六大后一个新的提法和理念,关键是如何转化为可操作层面。
因为落实这些要求,并不等于说国务院要专门成立一个决策部、执行部、监管部来进行监督,而是在部委的内设司局之间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行政三分。比如,财政部有一个财政监管司,也有其他部门来进行决策和执行。
杜钢建透露,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人民银行的职能将大为削减。人民银行原有12项职能,其中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职能将被取消。人民银行中金融监管一司、二司,非金融机构监管司、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将并入银监会,人员也会不可避免地大幅减少。调整后的人民银行主要任务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完善运行规则和改进对金融业宏观调控政策。
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在已有部委中调整内设司局的职能。那时候,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这个要求就会体现出来。这其中即包括是否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问题。
对于五年一次的频繁机构改革,有人以电力工业改革周期性的分分合合为例提出了质疑。从1949年的燃料工业部到1955年的电力工业部,到1958年改为水利电力部。1979年和1982年又分别改回电力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1998年被改为国家经贸委电力司以及现在正在筹建的电力监管委员会,期间分分合合,成本巨大,教训颇深。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应松年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必须用法定化的方式将每次机构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减少改革的随意性。应代表因此建议,在保证公开的前提下,鼓励公民参与到机构改革方案的讨论中来,以选择合理方案并将之上升为立法。此后,政府未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即不得随意修改。
杜钢建认为,现有部委取消、合并或者新设,终极目的无非就是要真正建立起一个回应性的责任政府。简单看,一个好的政府至少是一个回应性的政府,对公民迫切的经济、文化、社会保障等要求都能够做出明确回应,同时还有责任感。
杜钢建以食品、药品的监管变迁为例。以前,对药品的监管被戏称为“九龙戏水”。当时,有九个相关部委的相关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握有药品监管权,有利益的时候大家都争着上前,有责任的时候大家都缩着脖子往后躲。结果自然形成了“打架扯皮,谁都管但谁都管不好”的局面。管理权限交叉、行政职能混淆不清、监管不力,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伪劣药品和劣质医疗器械的泛滥。老百姓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1998年的机构改革之所以成立药监局,就是为了对这种多头监管现象加以归拢理顺。
杜钢建透露,下一步,此次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管局将把化妆品、农药等都纳入自己的监管范围。有助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整顿食品药品市场秩序。
尽管此次机构改革的幅度相对小于1998年改革,也不及预期。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如果说1998年的改革解决了“脱离计划经济”这一问题,那么,此次机构改革就是要解决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问题。杜钢建说。(本报北京3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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