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家都在说的恐惧，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呢？恐惧语是怎么登场的？这些问题，关涉到京城百姓在灾害中认同什么，在哪里找到自己；这已经让我们不能不产生悬念和质疑了。

　　　 大约在4月上旬，北京城内开始流传有关SARS的各种说法和猜测；中旬，出现了“铺天盖地”传说SARS；下旬，4月22日前后，出现了“抢购”卫生日用品、食品、保健医药品的购物潮。亲戚、朋友、师生、同学、邻里，相互之间频繁沟通，电话不断，E－mail频频，除了问安、报平安之外，即是送信息，提醒对方：不要……要……当心感染。到了月底，相对平稳多了，迎来了“五一”，支持并帮助奋战在抗SARS前沿的白衣天使和所有服务人员。北京的民众，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这场“灾害”临头之时，接受过关切，也传送过咨询，感动过，欣慰过，也忧心过。

　　　 当传闻、恐惧，伴随SARS迎面袭来的时候，三者“推波助澜”，出现了许多的说法，演义成故事。

　　　 当SARS、传闻、恐惧，三者混合加工成了故事，人们心目中的三者都有可能失真，然而，纵使失真了，却因故事的实存而成为刺激事件。

　　　 什么叫恐惧？目前人们在议论的恐惧，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呢？恐惧语是怎么登场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有别的什么没有呢？

　　　 恐惧是对特定刺激事件采取逃避或自御的反应

　　　 第一，恐惧是人类甚至动物维持生存与安定的基本情绪，与生理反应有直接联系，会引起身体一些系统的功能随之失常，影响机体的抵御能力。第二，恐惧反应的对象是特定的、明确的，这在我们的议题里，就是SARS。人们对突然降临的SARS感到“太可怕”，因而，出现“逃避”或者“御制”的反应。目前，采取“逃避”或“御制”这两种反应倾向，都是存在的。逃避行为背后无疑有恐惧心理。但也不要以为敢于奋战在医院的勇者———医务人员就没有恐惧，他们面临危险，同样具有人皆有之的恐惧心，只是，他们临危时的“天职”观念和品德，让他们忘记了恐惧，这才是他们的崇高与神圣！第三，恐惧寓于个体，但却弥漫于人群或社区，具有一种心理感染性，形成“恐惧气氛”。能否御制恐慌心理是危机状态下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灾害损失的社会因素。

　　　 在流行的说法中究竟是对什么的恐惧

　　　 是对SARS本身吗？仔细想想，已经不是了，它变成了“恐惧气氛”笼罩下的SARS、恐惧、传闻三者的混合体，成了不明确、不特定的“莫名对象”。但是，这个“莫名对象”到底还是在人群中或者社区里起了刺激作用，让人不安。

　　　 这里，我引出了“不安”这个概念。我认为，当前被纳入恐惧的心理状态，用“不安”来说明更具普遍性，更切京城实际。不安与恐惧很相似，区别在于反应对象的清晰度和明确性，前者，不清晰、不明确，不安也会出现自律神经系统兴奋，出现无力感；恐惧除了自律神经系统在机能上的亢奋，还有支配骨骼、肌肉随意动作的末梢神经兴奋，驱使机体逃避或防御，二者心理及生理的反应强度是不同的。

　　　 “不安”的产生与SARS“很可怕”，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很可怕”是不安的正当理由，也因此，才使当前的不安有可能产生。当前，怕SARS，依我了解到的，主要是二点：对病原体由不知到知，但尚无杀它于死地的药物或特效方法；此病传染性极强、极特殊。

　　　 对SARS本身产生恐惧情绪，是有的；被隔离在病区里而产生恐惧情绪，也是有的。这种情况，只要措施及时和得当，不论在医院，还是在病区，很快就平静下来了。至于从隔离下逃跑出去的，亦有，但少见。这种极性案例，正在教训出“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公德观念。总之，这种恐惧情绪不普遍，不是京城面孔。

　　　 那么，曾几何时的“购物潮”，又是怎么回事？是恐惧或者谣言所致吗？对这种公共群体现象的理解和判断，比较复杂，并非一块石头。公共群体现象是心理感染的过程与状态，很多人是被感染的、自发的行为，事情做过了，又会“悔不当初”。不论驱使购物者的动因是什么，不论有多少人是出于“备物为备战、少去公共场合少感染”的动因，一旦形成某种“群体现象”，就步入了这个群体，就是“抢购者”。这对于北京人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总体上说，当前流行说法中的恐惧，已不是对SARS本身的恐惧，它从SARS原点开始又不同程度地疏离了原点而混合在传闻和不安情绪之中。这里我想凸显了“传闻”这个说法。

　　　 抗SARS时期“关心”和“相助”是主流行为

　　　 恐惧语的登场，固然与网上消息传播有关，也与流窜京城的传闻有关。本文使用“传闻”这个说法而不用“谣言”，主要是出于对北京人抗非典行为的基本判断。这就是“关心”和“相助”是主流行为，其中包括北京人与在北京从事服务工作的外地打工族之间的“关心”和“相助”。难以设想，当灾害突然降临，假如京城没有了充满人间的“关心”和“相助”，生活会成何种情景。在灾害把“接触交往”切断而又缺少信息的生活空间里，人们互通信息、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种安全需要，于是，人们不但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更想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别人，传闻就是这样成了满足安全的支柱之一。在灾害期的京城传闻基调是“关心”和“相助”。我几次发现，朋友或学生传给我的电子邮件，是同时发给许多人的。我的日本朋友萨摩正夫妇4月23日中午寄口罩给我，26日上午我便收到，他们为我的紧张和担心，在我心中是关切和友谊，并且，由于速度如此之快，使我对北京的安全感觉格外深刻。

　　　 后来我又收到来自德国的问安邮件，他们也担心北京，说听了那么多不好的消息，又看到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空空荡荡的样子，很担心身处风暴的你们。我立即回信说：“北京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向SARS宣战的日子，学得比以前理智和相互关照，还不像远离京城的朋友理解的那样恐慌，人们的确不会像往年那样‘五一’到天安门广场去活动，这是为了减少人群感染，但在我住的五棵松草坪，仍是孩子和大人的悠闲之地。请释念！北京不会成慌城。”

　　　 北京在经历了SARS之后，不仅京城是安全的，京城百姓还会用“危难中涌现的文明”保护好北京安全。在我这些天的生活记录中，来自美国的朋友远比来自广州的要不安、不放心，这说明“亲身经历”这种“经验”，可能会有利于人们的意志建构，增加主体意义感。

　　　 说到此，我想明确：“恐惧”和“谣言”都不是北京抗SARS时期的基本心态和主流行为倾向；但，“不安”和“传闻”普遍存在，抗SARS，同时需要从“不安”和“传闻”中脱离出来，找回自己的自主位置，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从某种角度看，抗SARS之战，又是人对自身的抗战。 沙莲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