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和平区睦南道34号，一个华北平原夏季里惬意静谧的小院。自从退休之后，何其忱就一直居住在这里，院子周围则是天津著名的万国建筑群。虽然这里与他的家乡四川广安遥隔千里，但是乡愁的郁闷并不总来打扰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飞虎队员。
何其忱守着专属于自己的那段故事，直到某一刻我们和他的传奇乍然相逢。

　　何其忱出身贫寒，靠着同宗叔父的支持念到了大学。1942年他就读重庆大学期间被选拔到美国参加空军学校培训，时年22岁。1943年回国后他被编入中美联合航空大队一大队，专职轰炸机的战斗值勤。在他们的连队里，何其忱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中尉，却因其一身过硬的掌机技术和出色的外语水平成为飞虎队里无冕的“参谋长”。遇有战斗，指挥官大多会让何其忱参与制定空战战术的应对与部署。采访中，何其忱告诉记者：“我参加了20次空战，却参与了36次战前决策。我又当翻译又当技术顾问。”（指挥部由中美双方指挥员组成）

　　已是人生暮年的何其忱依旧爱憎分明，“我参加飞虎队就是为千千万万个中国普通百姓报仇的。”一起惨剧让他无法平息民族之恨。在家乡，何其忱亲眼目睹打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全家五口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当他亲手把尸体一个个埋掉后，“我心里就埋下了对日本鬼子的恨”。战斗中的他是勇猛的。1945年3月的某个下午，他奉命驾机去轰炸从河南援助襄樊的日军运输汽车队。4点多钟他就出发了，直到晚上8点才搜索到公路上一个个小黑点模样的车队。何其忱找好角度一个俯冲，日军猝不及防，轰炸机携带的2吨炸药和1万多发子弹整个倾泻在日军车队上。正当他把机头扬起准备撤离时，敌人的机关枪打中了定向器，机舱上的一块玻璃将他的头部擦伤。他本打算飞回成都检修，哪知道飞到半路没有油了。他选择了跳伞，结果掉到了岷江，被当地的农民救了上来。这是何其忱在飞虎队服役期间惟一一次受伤。

　　含冤坐牢巧避战

　　1946年5月，已经担任运输机机长的何其忱从南京飞昆明，机场卸货工人在货机舱底发现了1500条香烟。对此，何其忱毫不知情，事实是有人利用飞机走私香烟。做了冤大头的他因此被判入狱9年，但实际上只坐了9个月的牢。恰恰是这次坐牢，何其忱避免了卷入内战。到了1947年的时候他被中央航空公司聘用，当了民用飞机的飞行员。2000美元一个月的高薪在当时算得上“金领”阶层了。即使在今天，何其忱都会感叹，命运在关键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帮助了他摆脱政治上的两难选择。

　　“吝啬”父亲捐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身在香港的何其忱再也无法安心享受高薪、暇逸的生活。“国民党的民航是外国人做机长，中国人受歧视，我们一定要办中国人自己的民航。”同时，何其忱的父亲也在农村，思乡之情、报国之心让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1949年11月的两航起义（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让新中国能有更多的航空人才，何其忱鼓动朋友们和他一起参加两航起义。为了解决很多人的后顾之忧，他自己拿出了积累了几年的积蓄——整整20根金条——分给有困难的人。“有人告诉我只要我帮他的女朋友买房子就回大陆去。我给了他好几千块钱，结果最后那个人没有回大陆，钱也没有还。不过没有关系，人各有志吧，和我一起回来的有好多人呐。”

　　解放西藏时，由于补给困难，大部队物资匮乏，连马匹都快吃光了。政府及时派出3架飞机，直飞西藏空投给养。何其忱和其他同志不仅圆满完成任务，还顺带开辟了西藏航线。

　　解放后，何其忱做了很多别人料想不到的事情。

　　抗美援朝的时候，何老一个人就捐了一架飞机。记者问他当时怎么舍得那么“大方”？何老很老实地说：“也有人说我傻啦，我不这样认为，我从来不计较金钱，谁有困难我可以帮助我就会帮助他，更何况是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

　　新中国初期，国家鼓励人民购买公债。何其忱舍弃银行高利息，把几万块钱的家产拿出来买债券。何其忱对待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从来不给零花钱，要求他们自立。二女儿结婚的时候，何其忱什么也没有给，还是当母亲的悄悄塞给女儿200块钱。就是这么一个“吝啬”的父亲，却每人每月50元长期资助5个因贫困读不起书的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的孩子。“抗美援朝时老头子捐了飞机给志愿军，除了重庆的一个负责人在大会上说了一句‘何其忱捐飞机值得表扬啊！’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很多街坊邻居背地里说他是‘衰公’，连带着我都被说成是‘衰婆’。”（何夫人是广东人，“衰”在广东话里有“傻”的意思）

　　孩子和母亲很苦……

　　何其忱和他的家庭在文革中也遭受过很大的打击。“国民党特务”、“驾机外逃”等罪名把何其忱牵扯进了牛棚。身在凶险境地，何其忱却心胸坦然，“我没有对不起人民，真的要杀我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他们在犯罪！”彼时，何家的银行存款被冻结了，何夫人独自拉扯着5个孩子，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无奈之下，何夫人将何其忱从南非带回来的钻戒以20块钱贱卖了。即便这样，家里依然吃完上顿愁下顿。何夫人一开始想去当地一家冰棍厂做临时工，每天赚一块钱来养家。可是当别人知道她的成份时又辞退了她，说是怕“反革命”向无产阶级的冰棍里“投毒”。

　　1973年开始，何其忱到天津机场任教导队飞行教员，后来一直在民航学院里任教。不过，他经常被人“借”出去。“谁家航空单位要买飞机准要拉他去当参谋，他的专业英语好啊，和外国人沟通一点没有问题。”何夫人半是嗔怪半是无奈地评价，“何其忱是头老黄牛，一辈子被人用，什么享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