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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指的是AVG，即陈纳德领导的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属民间组织，全是美国人，1942年下半年滇缅公路失守，罗斯福正式任命陈纳德组建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一部分队员随陈纳德编入，一部分队员进了中国航空公司，一部分则回了美国，也就是说，1942年下半年后，飞虎队就已经不存在了。”
——熊少硕
老人81岁。
老人喜欢理两块钱一个的头，并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而在50年前，他的这种梳法曾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老人喜欢写繁体字；老人喜欢穿花衬衫，戴镶金边的黑RADAR表，在家里踩着拖鞋也要固执地穿上袜子。
老人喜欢记账，并强制自己每个月只能动用1100元退休金中的800元。老人喜欢在微风无雨的成都，走大约15分钟的路程，到一家法国人开的超市花掉它。
老人更喜欢在每个月最后那个礼拜的礼拜一，到成都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坐一坐。那一天，是成都“两航起义”的老人们约定聚会的日子，每一次聚会都会少几个人，“上了年纪，死剩没多少个了”。老人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断了七根肋骨，胸腹腔积水，心脏不好，现在话说久了就会喘不上气来。
老人说，他一生中就两个忌讳：一是上飞机前照相；二是对同事说假话。
七月，大雨滂沱的成都，一栋没有路灯的楼里，《往来》对老人进行采访，老人的谈话不是以谈自己开始，而是从一段愤慨开始。
“诚恳对人不虚假”
老人原名熊汝强，1946年后改名为熊少硕。与目前媒体所广泛报道“国内惟一健在的飞虎队员龙启明”是“老同事”。
5月17日，熊少硕看到成都一家报纸转载了关于龙启明的报道，他一看完，心中很不平静，就拿笔颤抖着写下如下的字句：
XXX报转载报道：据悉，当年的飞虎队员早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现在仍生存者全球仅14人，其中两人系中国人，一位是侨居新加坡的前新加坡航空公司总工程师何永道，另一位则是龙启明老人。
1．报道有关龙启明以及何永道为当年的飞虎队员，绝非真实。
熊少硕老人认为报道很不妥当，“影响恶劣”，在国外的一些老同事得知后也认为“不合适”，熊老于是打电话到报社、省委统战部反映情况。7月3日，熊少硕老人又做了如下补充：
一、 龙启明根本就不是飞虎队员之一。二、 一九四二年底或一九四三年初进中国航空公司任飞行报务员，根本就不会驾驶飞机。三、
他没有中国民航发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所以亦非两航起义人员，更不是北飞起义回国的……
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诚恳对人，不要搞些虚假的言论，以免社会上产生坏影响。总之，人生一世，难免没犯错误机会，但有些错误是令人不能原谅的。
写完，熊老便拿出自己珍藏的鲜红的“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编号：0928；颁发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颁发日期：1981年9月10日。“参加了两航起义的人都有这张证明。”熊老说。
“小广东”成功记
1924年11月25日，香港启德机场附近的一所民房，一名18岁的少女生下了她与60岁丈夫的男孩，取名“熊汝强”。
熊汝强自幼聪颖，1940年8月考入中国航空公司机航组，当时他只有16岁。10月，调重庆总部。作中航总台地面报务员，专门报天气。有时，他也好打架，一般都是为绰号的事。“谁要是叫我香港仔，我就拿拳头揍他，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这么叫伤我自尊。”为这事，不少人挨过熊汝强的拳头，后来便改叫“小广东”，这绰号就这样伴随了他几十年。
飞驼峰九死一生
1942年7月，熊汝强上飞机当报务员，飞驼峰航线，当时一架飞机3个人，一名正驾驶，一名副驾驶，一名报务员。报务员的职责就是熟练操作通讯设备，定向，报告航迹、帧数。飞行一般选择在晚上，“我习惯飞北面的航线，那样安全，昆明起飞，飞314度，到丽江，有一万七千英尺的高山，抬高高度，一过丽江，飞90度，8分钟后，最多9分钟到维西，由310度改270度，飞一万英尺，再八千英尺，呼，一下就出山了，完全没有危险”，熊汝强打起手势，做俯冲状。
有一回，熊汝强感冒，头疼得厉害，由另一人顶替，结果一进到第一排山就没再回来，“让别人做了替死鬼”，这件事他一直很内疚。
当时中航也有飞虎队员，“美国佬蛮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美国大学生Hedman，他很斯文，对人很客气，但没几个月就回美国去了。还有几个当正驾驶，有一个叫Shell的就很鬼精，骗光了‘上海夜莺’白光的钱。”
1942年底1943年初，熊汝强说，从桂林考进中航当报务员的龙启明起先跟别人飞，后来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第一次飞就吐，别人就说“交给‘小广东’，看他怎么处理”，小广东虽没有职务，却是报务员中的一把熟手。“吐，怎么办？我开了个黄豆罐头，逼他吃下去，让他忍住，不要吐，到了印度下了飞机也不准吐，带着他飞了两趟，不吐了，才准予他单飞。”
“我的内心也有一些坏的东西，一个人几十年，不可能样样都对，就看主要的错误犯没犯。我们经历过很多苦的东西，现在就不要给自己涂脂抹粉了，不然会臭得不行。连自己的历史也要编一套，哎，真是要不得。”熊少硕，这位龙启明的老同事，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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