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潜伏：“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个子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涂着闪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俨然一副小开气派，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神秘来客正是潘汉年——

       世代是书香之家的潘家，由于不去做官，只靠务农，做塾师，逐渐成为了“破落户”。

       潘汉年秉性聪颖，深得长辈们的喜爱。中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他十分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常扮演穷苦人民的角色，因为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表演使观众为之动容。

       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告别了家乡父老，只身来到大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革命者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气概，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又隐身地下，联合进步人士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同志打入敌人要害部门，刺探情报，给人留下了“变幻无常”的形象。

       1939年的上海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化名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而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详细]

       潘汉年很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他们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却富有极强的战斗力。而正是依靠这个情报网络，加上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潘汉年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1941年6月21日，德国进攻苏联，第一个送情报的是阎宝航，随之潘汉年的情报也到了，事后，斯大林曾发电报对中国共产党出色的情报工作表示感谢；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态势未定的情况下，潘汉年得到日本即将南下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战略起了很大作用。[详细]

★ 为国共高级会谈穿针引线

       西安事变后，国共和谈出现新转机。不久，陈立夫就派人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紧急商谈。潘汉年向他申明了党关于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希望南京方面积极响应。这次会谈使国民党方面下决心派宋子文、宋美龄等飞往西安，参加谈判。之后，潘汉年又奉党中央之命，多次往返宁沪，为国共高层次会谈穿针引线。

       “八·一三”抗战后，潘汉年改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八办”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把上海各种爱国群众团体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抗日救国阵线。他还通过夏衍团结了一批文化人、新闻记者、作家，创办了《救亡日报》，组织出版了许多刊物。他一如既往地进行秘密活动，派遣同志打入敌特机关，广泛搜集情况。

       1937年冬，上海沦陷，潘汉年撤往香港，继续从事文化、情报活动。他利用各种关系，巧妙地安排宋庆龄、何香凝和救国会、文化界名人安全离沪，转移到香港或大后方，并迅速建立起香港情报网，把抗战信息传送给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

       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详细]

★★ “相信人民” 真挚悼念毛主席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任副市长。1955年3月15日，潘汉年主持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落成仪式，当晚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在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后，触发了长期埋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那是1943年，潘汉年奉命到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与李见面后，李突然提出汪精卫现在很消沉，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明知是圈套，但权衡当时的实际情况，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事后，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没有马上向组织报告。

        1955年4月2日，潘汉年向陈毅详细汇报了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和长时间未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并将一份此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转报中央。就在递交材料的当晚，潘汉年在他下榻的饭店被捕。[详细]

       虽然被错定为“内奸”，但潘汉年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在狱中他仍写下了“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的诗句。

       8年幽禁，潘汉年一案迟迟未判。直到1963年6月，最高法院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曾和朋友说过：“我是冤枉的，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定论。”

       后来，潘汉年被开除出党，与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湖南省公安厅江茶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各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

       那几天，场部的主要领导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注意到潘汉年夫妇。9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从家里出来的甘副场长，被站在小平房门口的潘汉年叫住了。显然，潘在这里等候了一阵时间。他以试探的语气问道：“甘场长，我们想去礼堂参加吊唁毛主席的活动。”

       甘副场长想了想，这样的要求不好加以拒绝，便点头应允。

       随后，潘汉年推着轮椅上的董慧来到礼堂。他俩都换上了洁净的素服，胸前扎着纸做的白花。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扶着步履蹒跚的董慧，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两人眼眶里泪水晶莹。

       到了天安门广场召开追悼毛泽东主席大会，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同志正在调试全场唯一的9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由于拆散装箱有所损坏，拿到礼堂后，图像有些模糊，但音质好，画面也大，让更多的同志看到了隆重悲壮的大会实况。潘汉年也同大家一起，坐于较前的位置，从头看到尾。

       在毛主席逝世后的日子里，潘汉年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坐一处凝神沉思。[详细]

★★ 功过自有定论 死后用“肖淑安”一名立碑

       粉碎“四人帮”之后，潘汉年动手给党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但由于当时仍坚持“两个凡是”，潘汉年夫妇的希望落空了。潘汉年的病情渐渐加重，肝区有病变，下肢浮肿。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被人抬进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疗。临别，他安慰董慧：“我一定要回来的。”

       潘汉年入院时用了“肖淑安”的名字，这是他曾用来迷惑敌人的化名。4月14日下午，因多囊肿并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潘汉年病逝。

       遗体在长沙火葬场火化。墓碑上写着：“肖淑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2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当年同潘汉年一起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纷纷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潘汉年案件。党中央于1982年8月23日发出文件，向全党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写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通知确认“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时，距离潘汉年被捕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详细]【本专题内容来自人民网、中新网、东方网、南方网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