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既然是父母，那就是一家之长，家长有家长的尊严和权威。当“家长”的，不搞家长制、一言堂，不说了算，怎么能树立家长的威信？老幼尊卑、上下有别，当“家长”的可以随心所欲、颐指气使、指手划脚、独断专行。“家长”一方习惯对“孩子”一方颐指气使，无论是出于爱护或是其他目的，总是热心于为弱势一方作出决定和判断。什么事情是对的，该做该学，什么事情是错的不该做不能效仿，“家长们”总是乐此不疲的谆谆教导，如有违规则是“家长制”的责罚。

　　为人“子女”者，则要温顺听话，毕恭毕敬，孝顺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父命是从”，这样才是好孩子。否则，就是叛逆。“父母官”有如此多妙处，难怪自古至今，“父母官”一说能百传不衰，流行于世。有人说，“父母官”一说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宜再提。但是现在社会上的边边角角，类似“父母官”的人物还有很多，这不仅只存在与官员与老百姓之间，强势一方仍然习惯于将己方意志、道德判断等强加于弱势一方，而弱势一方的意愿如何，则通常在考虑范围之外。[详细]

　　最近教育界有两件事比较引人注意。一是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为教育其上进，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学校解释这一做法是为了“激励上进”。另外一件是内蒙古包头二十四中向成绩前50名的学生发放红色校服，以区别于普通的蓝校服。在这些案例中，学校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学校和老师作为孩子最主要的受教育场所和教育者，都欠缺了对这些孩子的理解和尊重。 [详细]

　　10月底，广电总局限娱令下发，提出从明年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并要求各大卫视须办道德建设栏目。广电总局在回答何谓“过度娱乐化”时，重申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工具”，要求它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影响和塑造公众的思想。有媒体这样评价“限娱令”：中国政府秉持父权主义的治理理念，将成年人也视为缺乏自控和自我负责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不利于公民的道德成长。[详细]

　　曾经的大邱庄、当下的华西村，都是新中国政权建立后组织化程度最高，战斗力最强的基层组织。这类组织的领导人，尤其的一把手，有极高的权威，他们管人、管物、管财、管工作、管生活、管思想作风、管穿着打扮……好象没有他们想管而管不了的事。这就是家长权威和家长权力。但是这种家长式管理让大邱庄和华西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成了当时和现在的中国最富有的村子。在批评“家长制”的弊端之时，很讽刺的是它却给人们带来的成功。[详细]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如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并没被遗忘，但他们出现的形象却与主人公的形象渐行渐远，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体位置。而今他们总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每年年末中央和地方都会出台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规定，农民工们被当成"受伤的孩子"加以照顾。之于他们处于弱势的社会原因以及有何种意见表达，则完全被如何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取代。[详细]

　　家长制与契约制或曰家族精神与契约精神。是分别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有人甚至将中华文明说成是家长制文明，把西方文明视坐契约制文明。观点可能有点绝对，但家长制确实是封建社会从个人家庭到整个国家治理的鲜明特征，中国的新政权的确立以及此后狂热的社会运动，确实有力的冲击了原有社会制度，但是仍难摆脱家长制的束缚，甚至在一些方面来说，是对家长制的加强。家长制的延续使国人不善于倾听弱势一方的声音，而是习惯于意志的强加。[详细]

　　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就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往往是在特定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可能会处于强势，而在其他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因此，任何人的强势都是有限的，都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的。在个人的强势范围之外，面对公权寻租或资本恶行，即便是强势群体的成员，也显得很渺小、很无助、很无奈。家长制的广泛存在，正是因为权利弱势一方缺乏对抗强势一方的手段，在“父母官思维”之下，就只有唯唯诺诺，俯首称臣的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