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一代身份证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身份证出现之前，“证明身份”是件困难繁琐的事情。

“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都要”，中国歌剧舞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回忆，因演唱多部革命电影插曲，她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经常出差演出，“证明身份”成为她的烦心事。

她时常要去家门口的邮局领取灌制唱片所得片酬，邮局工作人员与她早已熟识，但按照规定，她还是必须开具介绍信，“每次取款前，我都要到剧院的办公室开介绍信，内容大致是证明此人是本剧院工作人员”。

这种冗繁的程序，已演变成单秀荣生活中的习惯，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办事步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除了介绍信，当时证明身份的还有户口本、学生证、军官证等多种手段，混乱的身份证明途径造就了办事效率的低下，出台统一的身份证明迫在眉睫。

“不但办事效率低，那个时代的身份证明也极容易伪造。”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指导员的余嵩谦称，户口本是一户一本不便携带，而介绍信缺乏防伪手段，给当时的治安带来许多问题。

1983年，事情迎来转机。当年5月9日，公安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随后，公安部开始筹备发放居民身份证工作。

“证明身份混乱”的日子，很快走向尽头。

次年春天，北京市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成员包括从各区公安系统抽调来的十余人。“大家都谈不到有什么经验”，被调往该办公室的余嵩谦回忆，很多工作都在摸索中进行，关于身份证办法细则，只有国家颁发的试行条例。

有媒体报道称，当时，有关各方曾就居民身份证是否要有“婚姻状况”、“职业”等内容进行过争论和探讨，综合考虑国内的实际情况，最终决定不列入身份证内容。

1984年5月，东城成为试点，首次颁发身份证。余嵩谦回到他熟悉的朝阳门派出所，担任地区身份证颁发试点小组的组长，辖区4万余居民的原始户籍资料，将转变为一张纸崭新的身份证。

“当时除了外勤人员，派出所的所有干警都投入这项浩大的工程中采集居民信息”，余嵩谦习惯称其为“一场艰难的战役”，当时，电脑尚未普及，警员们需要对照厚厚的户口底票本，将每位居民的信息抄写到信息采集卡上，再逐户上门核对。

4万多张信息采集卡抄录完毕，警员们又花了一个多月，为生日相同的居民编写不同的身份编码。随后，他们开始收集居民照片，将采集卡信息，手工抄到贴有照片的身份证底卡上。

“那时人手真不够，好在暑假到了，我们找了辖区内的许多中小学生来帮忙，并无报酬，要求就是字要写得好看。”余嵩谦说。

抄写好的底卡由特制相机微缩摄影，印制到带有防伪信息的正式身份证卡片上。而后的工序便是为身份证卡片压膜。当时，压膜的机器临时放置在朝阳门派出所内，机器轰隆作响，一张张崭新的身份证印制而成。时隔多年，余嵩谦依然记得那轰隆响声，“户籍管理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开始了”。

1984年8月30日，第一次身份证发证仪式，在位于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宿舍大院进行。大院南楼的170户380位居民，成为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

单秀荣成为380人中的“第一”。她回忆，发证前一天，民警逐户上门通知，到她家时特意说了一句：“单老师，明天你第一个领身份证！”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引起她多大注意，她更关心身份证的功能：“有了身份证，出门还用不用带工作证？”民警告诉她：“身份证和工作证不同，工作证还是要带。”

多年之后，余嵩谦解密称，之所以选取单秀荣为第一个领证公民，主要是因为她是辖区内名望最高的歌唱家，演唱过多首革命歌曲，政治上可靠，也有说服力。

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此事进行了大力报道，单秀荣也多了个称谓“中国第一公民”。

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新闻联播》中说了地点和名字，观众们就都给我写信，主要是希望我能签首日封，大家都认为首个身份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化部宿舍大院收发室内每天都堆满了来信，最多时一天有七八十封。单秀荣认真地在每张明信片、首日封上签名，然后再寄回去。有些没有附带邮票，她就自己掏钱买邮票贴上去再寄回，没漏下一个。

除了荣誉，第一张身份证给单秀荣带来了更多的便捷。去邮局取钱时，她不必再提前开具介绍信，直接出示身份证即可。

身份证的首次使用遭到围观。单秀荣记得，自己在邮局刚掏出身份证，工作人员就围了过来。负责办理取款的女孩很谨慎，接过身份证给邮局领导看，请示“用这个取钱行不行”。

这个问句很快便无人再提起。第一代身份证迅速在全国普及，家喻户晓。

截至1991年，全国已组建了103个居民身份证制作中心（所），形成了从翻拍、扩印、印刷到塑封的“一条龙”制证流水线，制证周期逐步缩短，越来越多的人拿到了身份证。

这张小小的卡片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社会变得更加有序清晰，办事也更为高效快捷。

数年间，它几经“易容”，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最初的卡片装在塑料封套里，内含黑白一寸照片，卡片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字样，印刷体，另一面是手写的姓名等相关信息。

到1988年，卡片上的手写信息变成了铅字打印，1995年又变成电脑打印，照片改成大头照，还启用了带防伪功能的塑料封套；1999年，建立和实行公民身份号码制度，身份代码是唯一的、终生不变的18位号码。

关于身份证颁发使用的法规不断完善。2003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代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证件发放范围由此扩大，法律规定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人民武装警察，可申领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公民，也可以根据自愿，申领居民身份证。

而二十余年间，国人关于这张卡片的故事也日益增多。“实在是不愿意换，有很多回忆”，2004年起，不少人开始选择使用彩色的第二代身份证，但70后北京市民张云迟迟不愿行动。

“那会儿经常用身份证捅开宿舍门”，他回忆，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学生而言，身份证的实际用处并不明显，背包游还不流行，银行卡也很少。而当时的大学宿舍楼多是老式的撞锁，大家出门又经常忘带钥匙，身份证的硬度厚度，最符合捅门的标准，顺着门缝照着锁舌一插立刻就开了。

“这种门不防盗，但那时候大家也没啥贵重物品，最贵重的寻呼机肯定是随身带的，不像现在至少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和苹果手机”，张云称，这一捅就是4年，最后，用身份证开门比用钥匙开门还快。

不过，代价也很明显——毕业时，大家的身份证都变成破破烂烂软趴趴的，“当时看到一位同学的身份证很新，大家还惊呼来着。”

而吐槽“照片太丑”，一度成为一代身份证带给80后的聊天话题。

“脸都是黑的，就像墨水喷多了一样，表情木木的，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80后北京市民孙亚辛回忆说。上大学期间赶上换二代身份证，当时的男友、现在的老公非得要看她一代证照片，她没藏住，被看到了，“老公当时就说，早知道这么丑，就不找你了。”

而在各大论坛里，抱怨一代身份证照片难看的帖子向来人气不低。2007年，一位普通网友在天涯论坛里发布帖子，就引来了近3万点击，数百名网友参与讨论，“身份证照是我一辈子的痛啊”、“除了去银行柜台之类地方必须要看身份证之外，其余时候谁说要看身份证照，我就要跟谁玩命”，类似笑谈频频出现。

然而，当告别真正来临时，无数玩笑、戏谑和调侃开始变成不舍，“一个时代的更替，一份永不抹灭的记忆。一代，就像历史的痕迹，刻印我们的青春，二代，又将是一个崭新的未来，它也会青春，也会老去。年年岁岁，春去秋来，朝代更替”，有网友写下这样的句子。

随着新年的开启，一代身份证也将成为历史的痕迹，与泛黄的青春故事一起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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