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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高官落马，副职递补最为常见

书记坐镇：蒋洁敏落马，国资委党委书记主持大局

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日前被查，其职位也随即被免，对于未来国资委主任一职的人选，在中新社一篇以“国资委负责人”身份接受采访的新闻稿中则披露，“目前未有消息，国资委将服从中央决定”。不过，在新任国资委主任人选落定之前，张毅已以“国资委党委书记、副主任”身份“暂时主持”国资委工作。今年两会之后，国资委刚刚恢复组建之初的“双头制”（主任和党委书记由两人担任），在这场重大的人事变动中，这样的领导格局无疑起到了稳住阵脚的效应。 [详细]

副职递补：部委中最常见的“接棒”方式


孙文盛

而在部委这个层面，当党政高官一把手因各种原因落马后，二把手(副书记、副部长等副职)上位是种较为常规之选。2003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决定免去田凤山的国土资源部部长职务，称其“因有严重危机问题，正调查”，并任命时任副部长孙文盛出任部长一职。2005年6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郑筱萸被免职，中央随即任命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郑明立出任局长一职。[详细]

部际调换：谢伏瞻离开国家智库接掌统计局

中央部委级别的高官落马后，另一种继任方式即在部门之间进行人事调整，而非内部擢升。最近一例出现于铁道部，2011年2月，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先后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与部长职务，由原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接任。当时外界普遍认为盛光祖是突然空降，但实际上盛光祖之前有过几十年铁路系统的履历，从海关总署调任铁道部可被认为是一次回炉就职。

而在之前的2006年10月，刚刚上任不到7个月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被审查并免去局长一职，3个月后因严重违纪被双开。而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接掌统计局，成为为数不多从国家智库中接任部委落马一把手的官员。 [详细]

非常应对：吴仪曾以副总理身份执掌卫生部


吴仪

除此之外，2003年4月26日，因瞒报非典疫情的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全面负责抗击非典工作。这也成了政治局委员接棒国务院部委领导一把手落马后职务的孤例。 [详细]

省级层面，“北京模式”稳大局

两步走：中央领导先兼职，随后省外调任

1995年4月27日，中央批准陈希同引咎辞职，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尉健行当时接任陈希同时，还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主席，一人四职且分属央地两处，实为罕见。1996年10月，贾庆林从福建调任至北京出任代市长，并在次年8月接替尉健行任北京市委书记，至此完成了长达两年多过渡时期的人事调整。一个月后，尉健行当选政治局常委。

而2012年3月薄熙来被免职后，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空降”重庆出任市委书记。十八大后，张德江成为政治局常委而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转由原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接棒，这和当时陈希同落马后的处理模式极为类似。 [详细]

一肩挑：书记落马，过渡期二把手身跨党政


韩正

陈良宇被查第二天即2006年9月25日，中央决定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代理市委书记职务，直到次年3月24日中央决定时任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结束了为时半年的代理过渡期。而同样的情况在河北和贵州也曾发生，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后，时任两省省长的叶连松和钱运录分别“上位”，在任时间分别达到2年和5年。 [详细]

两会补缺：非换届年，三省政协主席易人

2010年并非“换届年”，但仍有多个省区市进行省级人事调整。这次省级人事调整主要填补去年一批地方高官落马，以及年底五省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调整而产生的职位空缺。此前的2009年，广东、山东、贵州三省的省政协主席“出事”落马，导致职位空缺，在2010年政协会上三省均选出新任省政协主席。[详细]

地方官员接棒，往往“前腐后继”

落马官员九成县处级，造成巨大职位空缺

中国每年都有大批贪腐官员被查处，人数最多的是县处级中层领导干部。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最高检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其中含省部级7人，厅局级198人，余下的即是县处级的国家工作人员，有2,319人，占总数的91.9%。大批贪腐官员落马的同时造成巨大的职位空缺。如何弥补大空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的重要课题。 [详细]

继任者通常公开选拔，往往“前腐后继”

实际上，中央在基层官员选拔方式上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比如较主流的有竞争上岗和公开选拔。前者适用于选拔任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关或者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领导成员；后者主要适用于选拔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工作部门或者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

但在具体实践中，这样的选拔机制并没能很好的保证官员的素质。在一些权力很大，利益集中的部门，“前腐后继”的现象时有发生。2011河南省交通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被纪检部门“双规”。此前，河南省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因贪贿而被判刑。现有行政体系一枝笔权限过大，决策环境足以让“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屡被验证。[详细]

官员选拔问题重重，引发高昂行政成本

近年一些高官落马后人们发现，从官员在腐败时期内担任的职务来看，近80%的腐败官员得到了晋升。这意味，这些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周边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高官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地方的官员选拔系统出现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而一旦选拔出的干部被查出问题，即意味着高昂的行政成本浪费。干部的培养是一个不断投入的过程, 这里面包含组织以及个人大量的心血。一旦腐败现象发生, 党和国家的巨大投入不仅立刻化作灰烬, 而且腐败分子还会因其腐败行为而使国家和社会利益受损, 增加了社会支出。同时腐败会激起群众的公愤, 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 对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不良影响。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