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的黄金时代：用制度激活人

1993年，上任台长一年多杨伟光拍板，由孙玉胜领衔开办《东方时空》。该栏目下设四个小栏目：《东方之子》、《焦点时刻》、《生活空间》和《金曲榜》，中国第一次有了早间新闻。其实，《东方时空》所标志的质变不仅仅体现在栏目形象、节目内容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央电视台人事制度改革的开始。

《东方时空》开播，需要几十个人。台里人手紧，只能调配出7名正式人员，其他都得从外面请，或者向社会招聘。杨伟光提出还是利用青年，招一批青年人，高学历的，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研究生和博士生，进来之后先试用三个月，如果在这几个月的试用里面，做出了很好的节目，就留下。这是机制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样进来的人，一般经过两三个月，如果他评奖里面一个都拿不着，他就自己也感觉不好意思了，就走了，而真正好的就留下来了。所以，《东方时空》当时开始的用人机制完全不是像过去的大学生分配，再也没有铁饭碗。

人有了，但待遇问题不好解决。杨伟光认为，这些聘用人员都是本科、硕士学历，有的还是博士，都是人才，一定要和正式人员一视同仁，待遇要相当，表现出色的还可以评先进、入党、提干。他决心在《东方时空》搞人事制度改革试点。

杨伟光考虑到早晨的节目，广告很少，决定把栏目还给栏目组，并拨给他们启动资金，广告费留给他们用，聘用人员薪水栏目内部解决。节目做得好，广告多，多发一点也可以，以此来解决受财务制度制约的问题。于是，《东方时空》所有人员的费用、出差的费用、做节目的费用、租设备的费用全部自己去挣。台里不给钱，这样逼着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办好，如果节目办得不好，广告就拉不来了，因此起到了激励和推动作。

总之，没有人事制度改革就没有《东方时空》。灵活的机制吸引了各方面的人才，给人才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干的空间。这种机制由一个栏目逐渐推广到两个、三个以至更多的栏目，最后促成中央电视台产生了质的飞跃。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杨伟光的那些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位由招标产生的春晚导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一位《东方时空》曾经的制片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杨伟光对央视的改革是系统性的，是在事业单位畸形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新闻生产制度做的一种创新。从栏目的项目制改革到用人、薪酬等方面，改变了过去事业单位的种种限制，对于电视新闻这种文化创意类栏目来说，吸引了人才。

当节目形态发生变化后，其对应的“人”的角色及定位如何变化，也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当时正为如何称呼栏目负责人费思量的孙玉胜偶然之中在一部电视剧的演职员表中看到飞速而过的“制片人”一词，心有所动之下立即将原来的“组长”全部改成“制片人”，这一称呼背后，其实也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电视机构在向企业化转型的过程。

在传统体制下，以往的主编只对节目内容负责，而制片人一职则对人、财、物和整个栏目的定位、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在《焦点访谈》记者组担任制片的梁建增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以前出差采访采用什么交通工具都是看级别，一般的记者都坐不了飞机;财政下放后制片人可以直接批准”，简单地看，改变的只是权力的结构，而深层里探究，这样的变化其实更符合新闻规律。

改革之后，制片人拥有财务权和人事权，拥有节目经费，以节目经费的方式发放劳务，著名的“发票制”的源头也来自于此。例如一个栏目的工作人员要出差，制片人给一个经费总额，只要完成一个项目的拍摄，就能拿到一万元的经费，在项目拍摄的过程中，节约下来的成本是工作人员个人的。因此，工作人员有了极大的工作积极性。

比起以前的死工资时代，这一举措无疑极大的释放了生产力。当时事业单位规定的基本工资只有1000，但《东方时空》的员工每个月工作量大的能拿到1万多元，大家都玩命的干活，工作很愉快也很玩命，做为新闻人感受到了职业成就感和尊严。很多人都在那时开始买房、买车，得到了体面的生活。

在制片人时间看来，杨伟光在任期间，央视“翻番似的往前发展”，杨“用人不拘一格，更不保守，大刀阔斧，按劳分配，能上能下；当时最艰难的体制问题，他就打破了，一个报酬制度，一个人事制度，央视在这两个方面的领域突破，为中央台的新闻改革和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任期内凝聚那么多的人来发挥积极性，主动创造，推动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和发展。”

有了制度改革做基础，央视很快硕果累累，央视的新闻舆论监督节目《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他直接推动下开播，中国电视新闻从此有了深度和厚度；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王志等外单位等人得以“非正式”入职；杨伟光还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他花8亿人民币购买大量直播的电视器材，采访设备、制作设备、卫星接收传播设备、大型转播车，推动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直播、三峡截流等大型电视直播；还拍板推动拍摄了系列大型电视剧和政治文献片：《我爱我家》、《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杨伟光从央视退休后，央视的新闻改革从此告终，改革停滞，节目缺乏创新，人才流失，今天的央视，最耀眼的还是杨伟光时代的主持人，除了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仍在坚守外，崔永元、方宏进、王志、柴静等大批电视人也离开了央视，央视再也没有有影响的主持人和节目出现。

而杨伟光当年的改革措施有的也正在变味，譬如发票制这种最初释放生产力的机制，在事业单位体制未改变的畸形下，也渐渐出现弊端。这不仅使现有工资制度基本崩溃，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也带来收入的巨大差异，2005年左右，进央视新闻中心的年轻人即便有非常好的天赋，底薪依旧只有1000元。工作饱和时，一月可以拿到一万多块钱，但如果一个月生病了，只能拿1000块。这对人的心态和意志力影响特别厉害，曾经的理想状态渐渐消磨殆尽，在央视这个领地渐渐丧失归属感。同时，由于制片人掌握经费分配，这一制度对于制片人是重大考验。已离职的一位央视新闻评论部人士坦承，这给制片人留下了寻租空间。

但只把板子打在央视身上，也有欠公允，尽管央视是新闻单位、电视机构，但它根子上是国有事业型单位，带有所有中国体制内机构这样那样的轨迹和色彩，时代的风向决定了它的走向。杨伟光担任台长的那个年代，正值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思想解放再度成为“大气候”。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更直接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当时已是大势所趋，而央视无疑首当其冲。杨伟光后来的作为，无疑圆满完成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应该说，时代选对了人，而杨伟光也赶上了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