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冤案：被遗漏的精斑

被强奸的冤案，被遗忘的精斑

　　 一位多次向媒体透露案情信息的警方知情人士，对当年命案的“体液检测”明显失误甚至漏检至今耿耿于怀。1996年4-9女尸案案发后，办案单位呼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侦人员就已经在女尸的阴道内提取了分泌物(精斑)，按照最基本的刑侦破案规则要求，这种分泌物是应该、也是必须进行技术化验和分析的。遗憾的是，这个最有力的证据被时任办案领导“遗忘”了。据称，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同样是存疑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纵观目前披露的全案证据没手印、没脚印、没精斑，也没有做DNA鉴定，连受害人系被谁奸杀的都不知道。在性犯罪中最有效的取证手段之一就是对现场遗留的精斑及混合斑进行检验，举一个案例，2003年，发生在深圳市的一起强奸案,真凶在9年后落入法网，其原因就在于当年，公安机关将检出的未知人精斑DAN数据录入了DNA系统，并办理了网上追逃。

　　当然是否射精和检测出精斑并非认定强奸的唯一依据。证据之间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与否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李天一案中，虽然法医物证鉴定没有检测到其精斑，但是经审理查明，李某某等五人均曾供认自己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在侦查机关也曾供述看到其他同案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而且有证人李某等证言、湖北大厦监控录像、物证鉴定意见等在案佐证。这些间接证据同样可以认定案件事实。但是这也不能成为在已经成功提取相关精液检材，却无视它的理由。当年在间接证据并不完整的情况下，对于精斑这样的关键证据为何不鉴定？当时无硬性规定、破案压力、经费紧张、技术条件等条件的制约，让一切看似情有可原，然而这是这些理由，成了致命的凶器，指向了人群：聂树斌、呼格吉勒图……

证据不足，冤案是这样形成的

　 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侦查、起诉、审判等所有诉讼环节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工作人员收集整理，并作为定罪依据的证据，有很多都没有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办案人员根据部分证据进行想当然的推理；侦查机关只注重收集符合自己“猜想”的有罪证据，忽略或者无视无罪证据，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和调查的案情“深信不疑”，法院不能科学审查证据是否构成了严谨的证据链。这样办案，必然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的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同时庭审员指出，该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一些情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光中表示，在中国，造成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刑讯逼供，特别是变相的刑讯逼供、疲劳讯问。

　　“轻口供，重证据”，是人们常挂嘴上的话。然而，事与愿违，靠口供办案已经成了有些人的不二法门。聂树斌也是这样一个证据不足的“凶手”，所有证明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的描述仅有180字，且全部是口供。聂树斌死去多年，本如滴水入海,廖无痕迹，不想王书金的几句话却掀起一排巨浪。去年6月，由于时过境迁实物证据多已消失，而仅凭口供又不能定案，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根据“疑罪从无”原则，检方不对王书金供述的石家庄强奸案提出起诉，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和标准，聂树斌案中难道不也该遵循疑罪从无的标准么？

　　在法治社会，“疑罪从无”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造成冤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证明标准上不能坚持疑罪从无，而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采取疑罪从轻。在这种原则的误导下，警方往往先抓人拿下口供再去补足有关证据、先入为主的片面取证，办案人员认为嫌疑人就是犯了罪的人，只收集有罪的证据。

　　司法界解决超期羁押的决心以及政法委的协调办案等，也是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盖棺定论的推手。回溯赵作海案，1999年5月其被批捕后，由于尸源问题两次被检察机关退卷，一直到被起诉，赵作海被超期羁押将近3年。2002年，八九月间，商丘市委政法委第二次就赵作海案召开协调会。最终的结果是：赵作海案具备了起诉条件。当时法学界有一种观点：政法委实际上是公、检、法、司的联合体。往往变成司法机关“联合办公”，多属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约。至今，当时承办该案的助理检察员仍记得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卷宗上，为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有上级部门负责人对此案“快审快判”的批示，“当时要求我们必须在20天内起诉到法院”。

证据链完整：避免冤案的第一步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得到为减少冤案，各部门做出的努力，近些年伴随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的出现，司法机关针对死刑案件的指导意见已渐趋明朗，即命案原则上都要进行DNA鉴定。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5月13日，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和生活困难补助65万元。同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规定，明确了包括“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种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证据。这被视作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巨大创新和突破。一个国家不能总依靠个案来促成法治的进步。

　　尽管合理的人为错误可以导致刑事冤错案，但我们现在也了解到其中也经常存在着许多权力滥用和欺诈，对证据链完整性要求的把握，关乎着刑事司法中的程序正义。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冤假错案，但是我们能时刻提醒自己要心存正义的理念，维护法律的公正，并且能在得知自己犯下的错误之后，及时的改正。因为对生命的尊重，是对自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