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打假二十年，时代变了吗

昏暗的灯光下，墨镜泛着晃眼的金光。这个伴随王海二十年的形象符号，如同枪口，让人难以直视。

它仿佛有种魔力，一摘一戴间，便是两个王海：前者是个面善憨厚、偶尔结巴的微胖中年人，在咖啡馆坐了半晌也无人注意；后者则面无表情、措辞严谨，一如他在公众面前的符号形象。

王海已经习惯了戴着墨镜的生活：3月下旬，媒体曝出他去年“花200万买假货赚400万”，引发热议。在他看来，这种说法有些哗众取宠，“实际上减去各类成本，最后也就能赚百八十万”。2013年，就有媒体称，王海一年凭打假 “身价千万”。当时他曾豪言：“在北京，一套房子就值1000万元，这点算什么？”

最近他的确接了一笔大单子，正对温州某个拥有两大中国知名地产商背景的在建小区进行调查，以证实其虚假宣传。据王海估算，一旦维权成功，按每户20万元的索赔金额，开发商要赔偿一个亿。

小区保安室的墙上，贴着四张他的照片，并注明：此人禁止进入施工现场。然而，后来他还是进去了——不戴墨镜，警卫认不出他。

3月25日是他人生转折的纪念日。1995年的这一天，20岁出头的王海买到两副假索尼耳机，随后一口气再买10副，以《消法》第49条为依据，向北京隆福大厦提出双倍索赔的要求，获得2000多元赔款。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他被冠以“中国打假第一人”之名。

二十年来，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依然在打假前线冲锋陷阵，每次亮相都引发“知假买假”的争议，每年3月中旬都会被媒体集中报道一番……只不过，频率越来越低。

王海并不在乎媒体关注度的下降，因为“生意并不受此影响”。而针对圈内同行“第一人不一定最优秀”的评价，他有些不屑：“不知这个说法有何依据。（圈内）收费最高的个案，肯定是我们做的。”他透露，目前公司的人才流动性很低，鲜见跳槽。钱多钱少，不是问题。

在王海眼中，二十年来中国的骗术就那么两下子，打起来没有难度，但依然“每年都忙不过来”。

这是否有些悲哀呢？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笑笑：“还是宣传点正能量吧。”

王海更愿意谈“交易理论”，一种听起来冷冰冰的价值体系。

王海发给搜狐新闻的一份文件材料中，他将交易视为铁则：它是人与动物间最大的区别，国家和法律都是为“保障公平交易”而生的组织和契约。它还是法治、国家竞争和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人类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因“组织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不公平，造成掠夺和欺诈。

这套“基本法律常识”，是他多年来琢磨出来的。文件结尾写道，“相信习主席将很快带领中国回归常识”。

在他眼中，人生就是一连串的交易，婚姻也不例外，“你付出精力和情感，获得了爱情带来的幸福感，实现生殖利益最大化，很公平。”他说，连妻子也认同这个观点。

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让他很少再出现生意上的错误，也失去诸多生活的乐趣和激情。他将一切行事纳入四个原则中：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且权重严格按先后顺序递减。

王海对生人有种近乎偏执的不安全感——采访开始前两小时，他才确定见面地点。为此王海要从北京的西北角穿越到东南角。迟到近半个小时后，王海慢悠悠出现，没有任何解释。

几天后，他告知搜狐记者，其实那天他早到了，派人悄然盯梢一番后，确定记者身份才露面。其实，通过对记者约访的谈吐，他已经做了肯定判断，但他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采访过程中，王海的手下一直在隐性警戒，并记录各种信息。王海不愿多说打假的具体案例，也是因为这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他领导的打假为目的的商业咨询公司，运作流程颇似影视作品中的情报部门：“业务”由四五个团队分头执行，由各个“项目经理”单独向王海汇报进展。不同团队间鲜有交集，很多人互不相识。

重头戏来自企业对竞争对手的举报和付费调查。无论是否属实，王海都接，从不担心“恶意竞争”带来的道德问题。前提是，客户得签一份“保本合同”：确认为真，那就继续深挖到底；发现为假——对不起，不做，钱照收不退。尽管条件略显苛刻，但低于30万的单子，王海基本不考虑。

他会定期主持会议，筛选确定新的打假目标，筛选的标准是案例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这种主动出击利润不大，主要为收获公众的肯定，“就像柴静拍了雾霾纪录片后，也会收到巨大的、无形的益处一样”。

“相比道德，利益才是最大的驱动力”，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自私，社会就公平了”。

“这么多年，他经常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帮助别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陈幽泓回忆。作为王海十多年的朋友和共事者，她相信此言发自肺腑。

一个总是把生意和交易挂在嘴边的人，内心却可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情结，这是个有趣的反差。

20年前，22岁的王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打假的目标绝不是牟利，要“为消费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那时，他是上百家媒体的宠儿，应邀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的座上宾。后来，他还被央视定义为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之一，有“市场清道夫”的美誉。之后，他开了打假公司，出了本名为《我是刁民》的书。

那时候他颇有个性，维权时遇到工商部门不作为、拖沓处理的情况，他会在办公场所骂出来吵一架，有事还会撸起袖子准备动手。“又蠢又坏的公务员太多了”。

当时媒体报道，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他：“你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在心里，否则，你只顾了利益，光瞄准了钱，就容易走偏……你就有可能陷于更复杂不清的局面。”

最后一句话不幸言中，“打假英雄”栽了——2000年前后，一个被打假的公司称王海收受贿赂。一时间，他被视作“黑吃黑”的敲诈者。

他失眠一周，情绪经常失控，急于证明清白，又被设套，阴差阳错进了警局，还一度喊叫着上演“街头裸奔”。最后，王海崩溃了，踢坏派出所的门，冲进雨中捧水喝，后来被铐起来，送进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王海疯了”成为媒体头条。不久，他宣布不再进行个人打假索赔，就此沉寂。

“当时他就是个独立走上社会的小青年，经历大起大落，精神上有点失衡也属正常。”陈幽泓评价。

2002年左右，她偶然看到一段网络视频——王海正在某个小区里对一帮业主讲“社区自治”——当时这还是个新鲜词汇，看来，王海并没有闲着。

当时陈幽泓和几位学者正在筹划一个非营利的物业组织，发现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难办的问题，就联系上了拥有“江湖经验”的王海。在他的建议下，不到半年，便开始按照公司形式运营，进入良性循环。

随后，王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社区自治和物业维权领域。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他，开始主动学习——他自学法律，参加北京大学本科的函授课程，后来又读维权与反欺诈方向的研究生。从前，他只会在有业务需要的时候被动读书。

他告诉搜狐记者，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著作，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几年之前，王海跟随陈幽泓等学者，前往美国听了一场奥斯特罗姆的讲座。他英语不好，几乎听不明白，却硬着头皮也要听。回国后学者们举办了一场奥氏著作的读书会，王海提出，应该定期举办，他愿意出资支持。

“是奥斯特罗姆，不是奥斯特洛夫。”说到这儿，他非常严肃，少有地提高了音调。

几个学术圈的朋友一致认同，王海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厚道”——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还时常劝说大家“不要挑剔别人”。

生活中，王海总是被骗——在超市买东西时，时常遭遇超市更改出厂日期、以次充好、假冒绿色食品等现象；他知道有些中年女性菜贩子一直缺斤短两，但也懒得去管，看多了反觉得挺可怜，因为“没有农会给她们支援”，缺乏在城市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质疑某微博名人的培训项目和自销白酒时，他声称遭受网络水军的围攻，但认为“挺好，帮着攒人气儿”。

甚至在打完造假卖假企业后，他还会主动和对方沟通，聊聊其他话题，并努力“用专业赢得尊重”，大部分情况能得到理解。面对一些媒体的批评性甚至歪曲报道，他也能保持平静心态。他认为：“媒体价值取向是色情、暴力、凶杀，矛盾、冲突、悬念，关注点不一样”。

然而，有些事儿，他依然忍不了。比如，他最近买的房子被隐瞒了屋子门口过低的缺陷，他因此索赔5万——王海说，自己这些年从开放商手里拿到的赔偿得有200多万。而一些地方工商管理部门懒政或偏向企业的行为，让他有火没处发，“中国还是企业导向型社会，而非消费者导向型社会”。

在陈幽泓眼中，王海是个细腻且较真的人。他偶尔会送朋友一些小礼物，会指出朋友着装上的问题。令陈幽泓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他善意地提醒人家：“你的鼻毛露出来了”。

王海的美国之行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他喜欢枪，专门去枪店观摩了好久。得知美国街头的垃圾桶设计很人性化，他一路上看见垃圾桶就激动地拍照。

他告诉搜狐记者，自己从上到下一身行头，包括标志性的墨镜，没有一件是国货，他对中国产品抱不信任的态度。孩子大一些的时候，他会送到外国读书。

淘宝、茅台、微商、走私牛肉、极草虫草保健品、某著名村庄生产的视频、小米和锤子手机，包括电视中随处可见的医疗节目，搜索巨头的虚假广告，他近年来质疑过的虚假宣传、维权申诉涉及中国的各行各业。技术催生新兴领域，但情况和20年前没什么两样。

“王海的不幸在于，政府不认为一个人趋利避害是正常的，制度和社会没有形成联合力量（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造就了他的特立独行。”陈幽泓说。在美国，王海这样的人被视作深喉，往往来自造假企业内部，在利益驱动下进行举报。但在中国，本应是个“补丁”的王海，却被推向了前台，站在聚光灯下。

最近，王海正在筹办一个监督婴幼儿产品质量的民间消费者组织——“孩儿他妈协会”。他希望以后会有"孩儿他爸协会"，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

如今的王海越来越像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但王海更愿意称自己是个生意人：“目前看来，我可能永远不会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