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军民抗战胜利60周年，今天是中国全面抗战纪念日。在这样的纪念里，要有胜者的欣喜，要有光荣的回忆，要有团结的感动，要有对死难者的祭奠与缅怀，要有于百死之间觅一活的家国情怀。但这些还不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还要记得去铭记胜利之前的失败与艰难，要记得去感受去时不远的贫弱与屈辱。在悲喜交集的纪念里，我们才捍卫得住历史，才期许得了未来。日本朝野右翼势力的涨潮，以至于侵华历史的关键情节都开始要作粉饰歪曲。在日本新版的历史教科书中，“九一八事变”乃是中国人反日情绪高涨所致，“卢沟桥事变”则为中国守军首先开枪引起……混搅事实，颠倒因果，混账用意，一目了然。

　　而日本的侵华意图是如此明显，甚至绵延400年而不绝，每逢时局之变则愈彰，已是无论怎样的涂抹都无法遮掩的了。

　　日本战国年代的权臣丰臣秀吉侵战朝鲜，却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明言：“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而幕府末期，无论是藩士谋臣认为“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佐藤信渊语)，还是倒幕人士表示“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吉田松阴语)，都有明确而典型的对华侵略意志。及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提“征韩论”，依然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待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在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被列为“占领区”，而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为“吞并区”，其余中国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而及最为露骨的《田中奏折》出台，田中义一无疑是在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而有“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更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交待。这上述的日本人物，不是无知妄想、能量有限的日本“愤青”，而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政权代表者。

　　而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无一不是在上述或侵占、或肢解的预案下行事。之所谓“被逼于反日情绪”、“自卫于守军挑衅”，实在是无赖、无耻、无聊而无力的狡辩。

　　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日方驻朝大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此招得手，而可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情境与不免。然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形成，日本的野心暴行是一面，中国的文明黯淡、国力衰退是另一面。中国数千年北患不止，至近代而东患又起，且为祸惨烈。而在大历史的逻辑上，这两者的关联不应被忽视。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部分受刺激于蒙古灭宋，西乡、伊藤的觊觎之意，也部分受刺激于满人灭明。这在中国为兄弟之争的朝廷胜负，在日本人眼里可以一变而成为中国国祚气数、民族精力的观察凭据。而“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能有举国同心的统一战线抗敌，在这番大历史逻辑里因此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的关键。

　　60年为一甲子，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今非昔比，时过境迁。但这一段近400年来不绝“亡中国之心”的日本意志，我们却需要时时地悬起来尝一尝。“耻感文化”也罢，“强者哲学”也罢，对于争取日本的历史忏悔是一回事，而借这么一个邻居的存在，刺激自己不懈于自强，不满于自负，更是我们自己该要做足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