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朱荣林

　　北京市140余家宾馆决定取消为旅客免费提供的一次性服务的牙具、香皂和拖鞋等部分用品，从而在社会生活层面启动了节约型城市建设的程序。一次性用品的设置本意是为方便旅客，但却无形之中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其一是旅客入住费用提高。“羊毛出在羊身上”，宾馆不会做吃亏买卖，为“一次性”买单者最终还是顾客自己；其二是城市垃圾回收成本上扬。任何城市废弃物的处理均由环保部门统一安排，处理种类的增加和数量的扩张，均会加大处理费用；其三是资源耗费增加。生产一次性用品的资源随废弃物形成而流失。产品价格可以用货币来支付，但稀缺性资源的价格与价值则无法等量齐观。

　　循环经济见诸城市，体现在两大层面上。在社会生产领域内，循环经济体现在资源生产率上，它要求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增长模式，重塑起“资源－产品－废弃物－再资源化”的循环增长方式。在发达国家先后凭借其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资源配置手段的优势，使其占全球不足15％的人口，靠耗用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走完了工业化的历程。与之相对应，作为全球85％以上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必然是一个资源高利用率的过程，舍此别无他途。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循环经济体现在勤俭节约的美德上。当然，这种节约并非提倡“苦行僧”，而是指杜绝浪费，尤其是资源浪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整体上资本积累的速度较慢，人均财富并不充裕，只及日本国的1／60、美国的3％，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而非一个经济强国。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仍不失为值得倡导的美德，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不应成为社会的消费主流倾向。

　　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必须理智地服从于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相反。因此，在“理性经济人”逐步向“地球环境经济人”演化的同时，与“为增长而增长”模式相对立的“收缩社会”理念已经悄然浮出水面。这种理念将地球作为一个开放、稳定的复杂系统来认识，进而揭示了生态功能和地球生命的本源。我们今天讨论的命题纵然还是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思考，但也已经明白了环境保护必须从末端管理走向源头控制了。要实现源头控制，除源头者大彻大悟之外，还应有政府领军、社会共管和全民参与。为此，立法机关、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必须齐抓共管。

　　第一，立法管理。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距离甚远，它的建立事关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转换，必须有法律支撑，例如《上海循环经济发展条例》。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又是能源储备小国。为促进企业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日本从1979年起就制定了《节约能源法》，提高了节能标准，成效显著，其生产的汽车成为世界公认的“节能车”。2000年日本国会又通过了世界首部《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

　　第二，政策管理。政策管理是指一系列体现经济杠杆机制的政策，诸如税费政策、补贴政策、价格政策等相关政策，它可从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与成本入手，将其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例如应对生态农业投资给予补贴并对其产品给予免税，又如应逐步取消对水、电、化肥、农药、能源、垃圾处理服务等扭曲价格及有损环境行为的补贴，以及提高废弃物排放的收费标准等。如上海市从200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厂家每生产1只一次性饭盒须向管理部门缴纳3分钱的回收处理费以来，至2003年底共回收一次性塑料饭盒6亿余只，回收率高达60％。

　　第三，报告制度管理。日本国之所以被誉为全球推进循环经济型社会措施最得力的国家，其《白皮书》的报告制度管理是其原因之一。《白皮书》全称为《循环型社会白皮书》，它分为相关状况评估与施政措施介绍两大部分，包括诸如国家、社会、企业为实现循环型社会所作努力的现状，以及涉及到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科研等方面的规章与措施及其国际合作等内容。一年一度的《白皮书》可以起到如下作用：一是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二是便于全社会的监督参与；三是明确全社会的努力方向。从2001年至2004年，日本每年均发布了《白皮书》，据有关研究显示，其基本特征是：首先是凸现了政府在推进循环经济型社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充分体现在注重规划之中，日本的规划在循环经济型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均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是凸现了法律在推进循环经济型社会过程中的保障地位。日本迄今为止是全世界循环经济相关法律数量最多、法律体系最完善、功能匹配最严谨的国家；最后是凸现了全社会在推进循环经济型社会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日本社会公众对循环经济型社会的推进，其发动面之广达到了空前程度，发动工作已经走向多渠道、多样性和技术化。（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