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中央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它们的位置和区域。按照规划目标,深圳、珠海特区要逐步办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区;厦门、汕头特区则以加工出口为主,同时发展旅游业等。小平曾对特区的建设者们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形成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的决议。决议在扩大地方权限、给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发表《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的谈话,指出:“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浦东的新潮、海南的崛起、珠江三角洲的腾飞……特区之“特”逐步淡化。
本报记者 杜雅文
持续十年的民主试验
1982年冬,刚建区三周年的蛇口工业区面临一个新的拐点——原有的领导机构——建设指挥部和临时党委难以继续承担领导一个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任务。
“应该用什么机构来代替建设指挥部呢?”时任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主政蛇口工业区的袁庚曾对媒体提到,“如果按国外加工出口区的经验,就是建立一个事权集中的管理委员会。但问题是这个管委会成员如何产生?沿袭过去的做法由组织部门和主管干部提出名单经上一级党委批准,无疑是最省事的,因为我们熟悉又有经验。但传统做法容易使干部滋生‘人身依附’观念。因为官是上头给的,所以他们只怕上面不怕下面。”而袁庚想做的是让群众来选举干部,把干部的“官运”交到群众手中。他相信“这样可以改变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
民主萌动
低调对干部进行民意测验
1983年4月,袁庚提出在“上面”不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让“下面”的人来选工业区管委会(蛇口工业区的最高管理机构)班子,让“下面”人用手中选票的权利来决定干部的去留。在那个刚刚走出“文革”劫难的年代,伤痕还未来得及完全抚平、渐渐松绑的手脚还留着被束缚的余痕之时,这样一场惊人的选举民主试验,让人有种目瞪口呆式的刺激。
当年4月,一场被称作“早熟”的民主试验在蛇口工业区拉开。试验之初采取“半步走”策略,用民意测验这种低调的方式在部分干部中进行。即由工业区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干部约130人参与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工业区管委会班子。
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巧合,民意测验结果与组织部门预定人选完全一致,但一些曾为蛇口建设出过力流过汗的“建设指挥部”的老同志却在民意测验中败下阵来,他们也因此告别了工作岗位。“而这场迈出半步的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民主直选的雏形”,时隔21年后,袁庚20多年的好友、蛇口历史的记录者陈禹山仍这样认为。
1983年4月24日,由民意测验产生的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立。在当天的管委会就职典礼上,袁庚在代表党委、管委会作《蛇口工业区党委、管委会工作报告》时提出:“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今后全面实行干部聘任制。按新制度聘用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每年由群众对选出来的干部进行一次信任投票,有一半以上群众不信任的、不称职及渎职者,将面临出局的结果。每两年改选一次,坚决打破领导干部制度的‘铁交椅’。公司一级的经理人员将由群众评议、民主选举和结合工业区的考核,采用聘用制。”
这就意味着今后干部的选举和罢免权将不像第一届管委会这样只交给130名领导干部,而是彻底交给群众。
争取支持
巧妙地向中央领导汇报
蛇口为什么敢这样干?“如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不点头、不叫好,恐怕袁庚的民主试验会流产在汇报阶段。”陈禹山说,从袁庚游说到争取上面的支持“也可以看到袁庚的智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蛇口这样的改革没有相当级别权威人士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
今年8月24日公开出版发行的《袁庚之谜》一书中有关内容证实了这一点。1983年2月9日,胡耀邦及李鹏、郝建秀、王兆国、甘子玉、周杰等领导,在广东省委领导任仲夷、刘田夫、吴南山和深圳市长梁湘的陪同下来蛇口工业区视察。就是在这一次视察中,袁庚为自己日后向干部终身制开刀、票选干部储蓄了能量。
袁庚在汇报工作时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人事制度改革。胡耀邦面含微笑时,袁庚在直奔主题前做了些铺垫。袁庚说: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最后落个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下场。孙中山搞改革也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七君子被杀了头。当时胡耀邦纠正说是六君子。
袁庚接着说: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一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胡耀邦接过话茬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胡耀邦的插话,令袁庚信心大增。他说,我们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委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投票选举。“胡耀邦欠欠身子,他的目光分明是在鼓励袁庚说下去”,陈禹山说,多年后袁庚跟他提起当时的情形时这样描述。
袁庚跟胡耀邦讲了一个故事,说现在的干部只怕顶头上司不怕群众。就连他这个小小的头,每次到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不是他值得崇拜而是因为他决定了那些人的官运。所以他想让蛇口的群众来监督干部,让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他说,他准备冒一点风险,在蛇口作个不太小的改革。即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个别委员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他认为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而且他相信一旦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还可以改变干部的结构和作风。
胡耀邦听后点头,说了两句:“好!很好!”
听了这两句话,袁庚心头像吃了定心丸,迫不急待地说:“总书记说了好,我们就记录在案,马上打报告这样做。”就这样,袁庚取得了中央领导对蛇口民主试验的支持。
稳妥试验
民意测验转为定期信任投票
获得中央领导的支持后,袁庚在蛇口开始了他的民主试验。尽管在此期间,有一位好心的报社总编听了袁庚的设想后,还捎话给他:“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但袁庚执意前行,只是他认为目标要坚定,但行动还是要稳妥。
自1983年4月那场民主测验之后,袁庚的试验开始了“有控制、有步骤、逐步深入和扩大”。1984年,试验开始向前推进。信任投票启动。民意测验转为定期的信任投票。同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全体成员获得信任票295张。各成员获得信任票均超过半数。而袁庚本人也获得了1张不信任票。同时,管委会还收到了出自82人之手的数十条批评意见和建议。
1985年,两年改选的日子到了,这一次民主测验开始走向深入。1987年《人民日报》刊文认为,第一届管委会选举产生,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上是民主推荐领导班子。真正的选举是1985年第二届管委会选举。
第二届管委会不再只是干部选干部,而是真正的群众选干部,由蛇口群众直接选举产生。1985年3月4日,蛇口工业区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并成立了选举领导小组。
选举办法规定,在蛇口工业区工作超过30天的正式职工,遵守宪法者,均有选举权;机关干部、直属企业及工业区派往三资、内联企业助理经理以上干部,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干部,党支部正副书记、协会负责人和工业区工会、团委委员等,享有候选人选举权;管委会每届任期两年。
直选干部
竞选成为那个四月的风景
当年4月1日晚上,推选候选人大会如期举行。393人参加投票,另有31人委托他人投票。发出424张选票,收回416张。4月15日,15人当选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袁庚以323票名列榜首,93人没有投他的票,占参与投票人数的两成以上。王今贵299张。11天后,这15位候选人中将有9位胜出,并进入管委会。
这之后,竞选海报和拉票小组成了这个4月的风景。当年4月15日后,工厂的通告栏里、马路边的宣传栏里,贴满了15位候选人的竞选海报。这一次许多的蛇口人自发组织起“助选小组”,“拉票”现象随之出现在竞选比赛的场地,有些竞选者公开请选民投他一票。这些被后来研究中国选举的人称为“这些现象为完善我们的选举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4月19日晚,15名管委会候选人发表演讲,向选民们报告自己的“施政方案”。4月22日晚,同是在育才中学阶梯教室,15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回答了5个问题,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袁庚被问到的5个问题包括施政方面、个人特长、生活安排以及兴趣爱好等。例如:你认为蛇口工业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当选你首先要抓好的三项工作是什么?蛇口工业区广大职工最关心的是什么?应如何对待?你认为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进一步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企业具有充分的活力?你认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你最擅长做哪些工作?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有哪些兴趣爱好?
选民质询
让一些候选人汗流浃背
然而,更能令候选人坐立不安的还不是回答问题,而是会后的选民个别质询。那些尖锐的质询,常常令一些候选人汗流浃背。
一候选人的女儿调入工业区,有选民站起来问:请问你女儿是怎样调入工业区的?现在安排在哪个单位?具体干什么工作?
一候选人驾车曾出了交通事故,选民发问:你那次外出发生事故受伤,为公事还是为私事?你在养伤期间,如何领取工资?是否继续拿奖金?
虽然候选人也有自己的主动权,对这些问题可以不回答,但不回答就可能失去选票。而这样的交锋不仅仅局限于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候选人之间的交锋更是火药味十足。
陈禹山回忆,记得当时有位候选人许愿:如果当选将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但这样欲争取选票的许愿马上遭到另一位候选人的反驳:以提高福利待遇来捞取选票,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职工福利的提高,必须依赖生产的发展。如果生产上不去,没有效益,而片面追求提高福利,这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无异于慢性自杀。
激烈的竞选之后,4月26日下午1170名选民再度聚集育才学校阶梯教室,投票选举9名第二届管委会成员。当天晚上,选举领导小组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选举结果。这一次袁庚以1006票名列首位,164人没有投他的票。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也有3人落选,其中包括袁庚的“智囊人物’梁宪。蛇口工业区的上级单位香港招商局5月16日批准了选举结果。
聘任干部
幌子下的政府选举试验
第二届管委会产生后,即对所辖企业的厂长、经理实行聘任制。聘任前候选人由群众通过无记名方式进行推荐,再由组织部门根据推荐和考察情况提出人选,然后由工业区党委和管委会决定聘任正职的名单。所有聘任干部,一年一聘。
有人称,正是此举把干部体制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从各个方面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更有人称这一届选举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
1986年7月,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张江明撰文《建设民主的“窗口”》,称“蛇口不仅可能成为技术和对外政策方面的‘窗口’,而且可以成为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窗口’”。5个月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蛇口的另一种探索》一文,称蛇口在坚持开放和搞活经济的同时,还进行了另一个方面很有意义的探索——民主化建设。人民日报的一位老记者说:“当时为了避免产生‘误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出‘一窝蜂’的局面,”这篇文章的最后表示“蛇口做法不能照搬,更不是什么‘模式’、‘样板’”。
次年,美国《新闻周刊》第一期发表《试管里的艰难尝试》,称1985年的蛇口的民主实验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不过,袁庚的这场民主实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称这场民主试验是袁庚玩的“花花套子”,也有人认为蛇口的民主是“有限的企业民主,说它幼稚也不过分”,更有人将袁庚视为“冒险家”,说他的这场民主试验是置国情而不顾的理想主义者。
10年试验
随着袁庚的离休而停歇
争论中,袁庚的试验继续前行,1987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概念变成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同时,以公司董事会取代原工业区管委会。董事会的11名董事,4名由其“婆婆”招商局派出代表公司的所有权;另外7人由直选产生,体现职工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董事每届任期3年,只能连任一届,每年一次信任投票,不信任票多过信任票者,即行免职。
不过,从那一年开始,蛇口民主选举的尝试,渐渐落入俗套。1987年,信任投票率下降4%,1988年信任投票率仅达66.8%。而且信任投票只针对董事会集体——不再像过去那样针对个人。但在投票前已有人对此提出抗议。之后的《蛇口通讯》发表了一封来信,建议“工业区领导公开个人财产情况,并继续保持对董事个人进行信任投票的做法”。
这样的直选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1990年10月的选举答辩会更是持续两天,且按照规章,公开演讲和答辩会的时间为10分钟,所有工业区的干部职工均可自由发问。那时的热烈程度甚至出现“能容纳300多人的会场被500多人塞满。提前赴会的总经理挤不进会场,只好站在门外”的情况。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于1993年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宣告流产。之后,工业区的“头头”恢复委任制,由“婆婆”交通部指派,在中国干部制度改革中疾风一样扫过的先锋之风就此停歇。
试验停止了,争论却没有停息,迟至今日人们也许对这次发生在1985年有“四月地震”之称的民主试验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蛇口的领导干部队伍在那10多年岁月里,“没出现过腐败分子,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及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未发现有贪污、受贿一类案件”,一内地的纪检干部说“这确实是个奇迹”。但袁庚更愿意将其看成是“票选的力量”。
袁庚在一篇文章中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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