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4日，《深圳特区报》的头版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深圳市政治体制改革将借鉴国外做法大胆尝试，迈出重大步骤”，这一步就是深圳即将成立政务咨询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能说是特区改革的一个早产儿，在成长到一年之后，就遇到了难以逾越之困，1990年政务咨询委员会成为市政协的前身。

　　政务咨询曾立竿见影

　　刚刚离任市政协副主席的周长瑚，在1989年作为民革深圳市委的负责人被吸纳为政务咨询委员会委员，16年过去了，他脑袋里还能隐约浮现出当年参加政务咨询委员会的状况来：“李灏书记主持会议，大家和几位市领导围坐在一个大桌旁，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提，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因为决策人一起参与咨询，效率很高，通常是会议后马上就整理意见，再过几天就形成了制度规章，有时甚至现场拍板。”

　　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的空气里充满了改革和争论的味道，在要“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里，很多事情都是内地没有的先例。政务咨询委员会也是一个内地从未设置过的机构。委员会成员包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及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对特区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前咨询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周长瑚回忆说，委员会不定期召开会议，但是很频繁，几乎每个月都会开一次。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也多次公开表示，有关国计民生的各项重大决策，都要尽可能经过民意咨询和监督。

　　到1990年初，市政务咨询筹委已有25名委员，加上14个社会民意咨询监督委员会和11个小组，共有438名咨询委员，其中有多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在政务咨询委员会的基础上，特区还建立了一套社会民意咨询监督制度，要求市政府各部门建立咨询监督机构。仅市公安局及各分局、处就成立了10多个“社会民意咨询监督小组”。在市交警支队曾召开的一个咨询委员和群众代表会上，有咨委反映，有的干警为违章者说情取证，群众有意见。支队吸纳意见，建立了《为违章者说情取证登记制度》，对违反制度的干警进行了通报批评。接下来的一个月，走后门取证的现象就下降了65%。

　　“改革胎盘”孕育整体方案

　　事实上，在政务咨询委员会背后，特区早期改革胎盘还孕育的是一个更完备的整体改革方案，意欲借鉴香港经验，建立相互独立和制约的决策、执行、监督系统，不设立人大和政协，而设立立法委员会、咨询委员会。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召开更为特区改革推波助澜。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并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作为全国体制改革的试验场，深圳特区改革主动扛起“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任务，开始设计改革方案。

　　记者从多方证实，虽然当时并没有见到具体文件，但是市委的确曾经为此讨论过。据《深圳传奇》一书描写，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倪元辂在参加改革研讨班后，精心综合统稿，形成了一个深圳政治体制构架方案，提出不必像内地那样搞5套班子，而应扩大书记、市长的权限，像香港总督那样行使职权。他还引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1982年4月3日视察深圳特区后的讲话——“特区的现行管理体制不改革，就办不成特区。大的方面不违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要坚持，中央的政策和决定一定要执行，但每一件具体事都要请示这个那个，各级都有否决权，特区是办不成的。”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的李海东曾在1986年底党校开办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班上表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争取三年后取得成效，五年形成特区新的政治体制模式。在当时市领导的讲话中，还能见到“方案批准后即可实施”的表述。

　　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胆超前的政治体制架构方案在当时不过是主政者讨论的诸多改革事项中的一个。周长瑚说，当时深圳有很多模式都是过去没有采取的方式，他还记得，深圳最早没粮票，那时到内地出差连饭都吃不了，这是很大的问题，也是和内地不好衔接的地方，可是大家感觉到价格放开了就是好，常常是深圳提出新举措后，首先受到批评，然后是默认，最后再过一段，受到表扬。1985年至1990年担任市委办公厅一秘处秘书的李红光回忆说，当时领导曾有个说法，“铁丝网内尽量改，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特区主政者更现实的考虑是，什么构架对经济发展最有利。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周溪舞说，特区干部多年抓经济工作，对计划经济的好处和弊端都深有体会。特区成立初期，市委市政府就组织考察团到香港及其他自由贸易区考察政府机构设置。考察团对香港实行“积极不干预”的管制方式非常感兴趣，并形象地描述为，“你投资我欢迎，你登记我批准，你赚钱我收税，你犯法我抓人，你倒闭我不管”。

　　一番考察下来，特区决定借鉴香港的政治架构，包括立法委员会、政务咨询委员会。这个后来并未实施的改革方案内容在官方材料里很少被具体提及，但周溪舞记得那是在市委三楼会议室，这个问题被作为一个主要议题来讨论，当时市委班子都没有什么异议，中央来检查工作时，也曾经口头汇报过，当时中央的意见是可以试吧，但仍然有人对此有争论。

　　早产儿的成长之困

　　作为方案的一部分，政务咨询委员会先于方案诞生。据李红光回忆说，当时特区干部并不多，的确需要借外脑进行决策咨询。这个先施行的政务咨询委员会只能说是一个早产儿，虽然出生得还算顺利，但仅度过一岁的生日，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成长之困。

　　据周溪舞回忆说，当时香港人到深圳来谈生意，看到街头到处贴着各种标语，他们有些惶恐，他们不相信红头文件，更相信法律。特区还考虑到，改革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些改革适合深圳却不适合全国，因此深圳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立法权，制定适合深圳发展的法律法规，但当时有不少反对意见，其中最致命的一条就是：深圳市人大还没成立，如果授予立法权，由谁来行使？而且宪法并没有规定可以成立立法委员会和政务咨询委员会来代替人大、政协。深圳于是积极筹建人大，1990年召开了第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市人大常委会，争取立法权成了当时的中心工作。1992年7月1日艰难争取到立法权的深圳，洋溢着激动喜悦之情。

　　伴随着艰难和喜悦，政务咨询委员会，这个特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早产儿在1990年也转变成深圳市政协的前身。那个原本就停留在文本上的整体架构方案也就消逝在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