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逼近真相的人口猜想

　　1985年秋季，南国的天气已经稍稍转凉。一天晚上，在园岭小区一栋普通住宅内，一群规划工作人员正在挑灯夜战。他们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已来深支援建设一年有余。在他们中，既有20出头的小伙子，也有年已六旬的老人，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的内容便是事关深圳未来城市发展大计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获殊荣

　　“我们大家围着五夹板搭起的简易图板桌，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问题又回到了城市规模上”。现任中规院深圳分院副院长范仲铭回忆。那时，23岁的他来到深圳仅有半年。

　　深圳在未来到底将长成多大？海内外有无先例可以拿来借鉴？如何在规划中给深圳的未来发展预留出足够的弹性？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规划师们找到答案。“要借鉴海外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先例么？但当时菲律宾的巴丹、马来西亚的亲岑六拜、韩国马山、台湾高雄等开发区的面积有的不到1平方公里，最大的也仅有几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不过数万人。因此，并非都是成功的先例。”范钟铭说。

　　规划师们最后达成了相对一致的观点：一、特区规划必须按城市标准规划，充分考虑特区的相关政策；二、要摈弃中心—边缘的传统城市结构，赋予真正意义上更加具有弹性的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

　　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是这部规划中最大的一个创意，保证了深圳城市各区域间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直至今日，深圳在城市空间上沿袭的仍是这一布局。尽管当时规划师们已经意识到强大的空间结构适应性远比预测城市规模更有意义，但城市规模仍是规划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怎么办？这时，时任中规院深圳咨询中心(中规院深圳分院前身)经理的宋启林教授开了口：“我们斗胆一次，按特大城市规模100万人以上来规划，让实际来验证吧！”随后，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在了规划项目领导小组组长、规划大师周干峙的身上，只见周干峙胸有成竹地说：“就这么定了。”

　　就此，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391.7平方公里范围内，2000年规划人口达到110万人(80万常住人口、30万暂住人口)的总体规划确定了。在其获批后直到1996年它的第二版重新修订，这部规划指导了深圳的城市建设达10年之久，深圳的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交通骨架、城市风格以及深圳中心区、盐田港、深圳机场、广深高速等未来城市建设计划均由此奠定，它也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总体规划一等奖。

　　重金聘来中规院

　　这些规划师们堪称深圳特区建立以后以重金聘请的最大规模“外脑”，这一天的场景则只是他们讨论这部总体规划的一幕。其实，在此前的几年里，类似的激烈讨论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有的已经跳出了规划圈，上升到了市委、市政府甚至更高层面。

　　虽然深圳特区早年曾有两部《深圳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大纲》，但到了1984年时，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突破了这两部规划大纲的最初设想。考虑到深圳的建设成败事关全国发展战略大局，深圳市规划局提出需要一批国家级人才专门从事新规划的编制工作，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罗昌仁决定，聘请我国最具权威的规划单位——中规院前来深圳参与规划编制工作。

　　1984年10月，罗昌仁亲自来到北京，与中规院就承担深圳总体规划工作的合同和细节安排展开了协商。双方只在北京市政府招待所(现新大都饭店老楼)的普通客房内谈了两个晚上，一份深圳市政府委托中规院编制深圳总体规划的合同就草签了。根据合同，中规院用一年时间完成总体规划，收取业务费30万元。

　　这是中规院首次以收费形式开展城市规划业务的合同，当年的30万元已是大生意，那时全院一年的事业拨款只不过100余万。但到了20余年后的今天，仅中规院深圳分院的全部工作人员便达到了百余人，一年承接的业务量已超过了5000万。

　　1984年10月6日，在年近六旬的老专家宋启林的带领下，中规院一行八九人来到了深圳。为了支持规划工作，市政府拿出了三套园岭新村底层三居室的空房，并专门拨了一台面包车。虽然这些规划师中有很多年轻人，被当时的市领导戏称为“娃娃兵”，但在他们的背后担任这部规划技术顾问的，则是多位声名远播海内外的规划设计大师——陈占祥、任震英、周干峙、吴良镛等。在这些大师里，现已故的陈占祥是我国规划界学术先驱，曾在1950年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深远的“梁陈方案”；任震英则曾担纲解放后我国批准的第一部城市(兰州)规划，并被授予首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目前尚健在的周、吴二位则早已是规划界泰斗、两院院士。

　　惊人推断近真相

　　“那是一个有理想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年代。”尽管现在的工作条件比起当年好了何止千万倍，但范钟铭永远也忘不了早年的创业激情。

　　到1984年底时，深圳已由过去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了有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但特区内的人口只有17万。城市规划的根本指标便是人口，一切指标均由此发生。因此，未来深圳人口将达到多大规模成了这次规划的最大难题。对此，当时的中规院工作组曾提出一个惊人的推断，到2000年，深圳特区内完全有可能会发展到200万人。

　　现已八旬高龄的宋启林回忆，“经过调研并和国外比较后，我们认为深圳作为全国当时最大特区，不但天时居全国之先，与香港海陆相连，区位优势极大，地利也居全国前列。而市领导战略眼光敏锐，敢于超前，各地精英云集等人和也难以伦比。因此其发展潜力非常惊人，有可能在此后一直维持10多年的年均GDP递增30-40%的超常速度。当时周干峙先生及时提出了弹性规划理念，所谓弹性，虽然包含考虑发展受阻的可能性，但实质是要为这种超常规高速发展提供规划的足够支撑，搭好空间结构上的总体框架。这样才能进退自如，始终保持规划的主动地位。按此彻底解放思想，我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测算出特区内可能会发展到200万人。请深圳咨询中心交通分部校核了我们规划的路网骨架能否承受得了。他们校核后，认为规划框架承受200万人没有问题。”

　　这个推断一出，难免招来各方议论。“除了市长(梁湘)能接受200万人规模外，所有上下各方均认为深圳未来发展没有这种超常发展的可能性。有的主管机关领导，甚至认为深圳南有香港、北有广州，所谓特区，不过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的过渡城市而已，最多发展到四五十万人足矣。”宋启林说。

　　10余年后，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深圳特区内的人口为213万人。规划师们当初推断的精确程度已几乎等同于道破天机，但遗憾的是，规划者并不是决策者，决定规划的，往往是规划以外的力量。

　　规划师们“耍滑头”

　　“那时各种说法都有，好像60万、100多万都有，但梁湘、周鼎都觉得不够。”时任深圳主管城建的副市长罗昌仁回忆。虽然时过境迁，老人已经记不得规划小组具体汇报的详情，但最终决策时刻的场面他仍记忆犹新。

　　1985年一次深圳市委常委会上，正赶上国务院主管特区工作的一位老领导视察深圳时出席。“在谈到未来城市人口规模问题时，他提出，(到2000年)最多发展到60万人，不能再多了。随后梁湘、周鼎都发表意见，认为不够，还有几个常委也讲了话。后来该老领导拍了一下桌子，态度坚决地说，就80万，不能再超过了。”2005年8月18日，在市委大院后面的荔湖新村家里，罗昌仁向记者简略谈及了这段往事。而此处，距离当年的决策地只有百米之遥。

　　谈到这“80万”由来的背景，时任深圳市规划局规划科负责人的郁万钧告诉记者，按照当时我国城市的分级，50万-100万为大城市，100万以上则是特大城市。全国当时城市建设的方针则是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即使是中央领导，在规划一个城市时，也不会随便超过100万，因为100万以上便达到了特大城市。”

　　“当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能否继续生存下去都成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敢把未来人口定在80万规模已经是了不起了。”时任深圳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郭秉豪说。1984年、1985年，正是特区建设遭到非议的关键时刻，虽然当时已是小平首次视察深圳过后，但各种政治、舆论压力仍在。而紧接着进入了1986年后，特区发展则遭遇了一次极大的阻滞——全国范围的压缩基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层的决策让规划师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城市理想打了折扣，园岭小区内的那次讨论便意味着规划中城市规模的最终敲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高层领导已经拍板，规划师们还是耍了个滑头，将规划中的人口规模分为常住人口80万、暂住人口30万两种，从而在总人口上突破了100万的限制，将深圳的未来定位在“特大城市”上。如此处理也避免了这部规划在规模上的纠缠，从而得以顺利通过。“‘暂住’这个词儿就是深圳那时发明的。”郁万钧笑着对记者说。

　　新规划指引未来

　　历史没有后悔药。时过境迁之后，郭秉豪认为再做“事后诸葛亮”意义不大。“城市规划难就难在，如何在保证发展的前提下，又保证预见性。以深圳当时的条件，如果按照到2000年发展到200万人口规模来配备城市配套设施，比如建设大规模水厂、电厂、污水处理厂，马上就会有人来批评你没有依据。因为那时的思想是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他说。

　　用历史的眼光看，郭秉豪认为深圳未来的人口也未必会永远膨胀下去。“如果一个城市的优势条件丧失了，它也会衰退。例如美国的休斯敦，发现石油之后立刻人口膨胀，但在石油枯竭过后城市也随之缩小。在规划预测上，没有上帝。”

　　“规划并不需要绝对正确，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孩子出生后会长高、多重一样，没人能够说得清。规划师只要把发展的趋势及未来的具体轮廓计算出来，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郁万钧认为。

　　即便最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特区内到2000年的人口确定在了110万，罗昌仁却透露，到了后来的实施过程中，深圳却是满打满算，为今日深圳特大城市的局面打足了基础。“我们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采取的人均消耗指标都是按照国家允许的最高标准计算的。打个比方，供水方面我们采取的就是最高额——每天每人半吨水，一个四口之家每天就2吨水，根本用不了。这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做事留有充分的余地。”说到这，老人得意地笑了。根据他的记忆，在具体实施规划的过程中深圳甚至还突破了这110万的限制，按照120万来建设城市配套设施。只是这一数据无人在正式场合提起，也从未见诸任何文件。

　　虽然这部规划在1985年一度错过了与未来精确对接的大好机会，但无论如何，它对深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作用都难以抹杀。进入2005年，一部包括12个《专题研究报告》、1个《空间咨询报告》、1个《总报告》在内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研究已经进入尾声。巧合的是，负责其编制的仍是中规院人马，其中有的人也曾参与过《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例如范钟铭。这部事关深圳未来25年发展大计的报告预测将精确到何种程度？它又将如何在种种确定与不确定的因素间寻找真相？最公正的评判者只有时间，而不是权势。

　　本报记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