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研究巴金20余年的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应果与巴金有着很多说不清的因缘巧合。在一次偶然读到巴金的小说《家》后，汪应果泪如雨下，决定研究巴金；而昨天，当汪应果7点多得到巴老去世的消息时，他为即将举行的巴金国际研讨会所写的一篇论文刚好停笔完成，刹那间他自己都很惊诧，“没想到刚落笔的文章竟成了悼念他的文章。”
论文刚落笔逝世消息传来
“文革”期间，一帮“红卫兵”冲进房间抄走了汪应果所有的书，伤心愤懑之后，汪应果发现地上居然还有一本书，那不是他的藏书，应该是“红卫兵”们抄完别人后不小心漏下的，就是巴金的《家》。汪应果捡起这本惟一的书，看完后他泪流满面，他仿佛看到了整个中国当下的悲剧原因所在，虽然《家》写的是一个高家的悲剧。“我仿佛被唤醒了，从那时起，我已经决定研究巴金。”
巴金常对汪应果说：君子之交，当淡如水，研究者是孤独的。所以汪应果与巴金之间的书信，通常只是汪应果为了学术上的事情询问巴金，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巴老的身体越来越坏，信也不能写了，汪应果便很少去打扰巴老。这次病危的消息，汪应果一直有所耳闻，“其实他几年前就对我说过，他活得很痛苦，他是在为别人而活着。但今天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很难过，觉得可惜。本来这次去嘉兴开会，我们一帮人还说要去看看他。”
每次离开他都起身送我
知道汪应果研究巴金后，著名诗人、翻译家赵瑞蕻介绍了汪应果与巴老认识。两人从此开始了长时间的通信，“但是巴老从来不过问我写了他什么，巴老的人格魅力正在于此，我们搞文学批评的都清楚，很多所谓大家，非常忌讳别人说他不好。但巴老对我说，我的书一经出版，就是读者的了，怎么批评都不要紧。这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
通信了一段时间，汪应果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回来后他从浦东机场直接去了巴金家。巴金一直没用过保姆或佣人，都是亲戚在照顾。那天巴金家人开了门，问他是谁，汪应果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巴金在里面听着了，立即喊道：“让他进来！”并问汪应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汪应果不敢谈太久，每次都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那时巴老的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信里面的字都是斜的，但汪应果要走的时候，巴老却坚持要站起来送他，“他的手抓住我的手，那双手猛烈地在发抖，他站不起来啊，我非常不忍心，说我抬腿就可以走了，他不肯，抖了半天，终于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甚至还送我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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