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七妹
战争对文学意味着什么？近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韩国、日本的六十多位学者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他们在“东亚现代文学”的视野下反思战争、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战争的后遗症中寻找出正义、责任与和平的未来。
战争使文化认同变得复杂
孙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在“东北亚”的整体框架中处理文化认同
日本、朝鲜、大陆、台湾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而彼此关联，因此由不同的国家（地区）拼合而成的东北亚可以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思想史讨论的范畴。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和朝鲜、韩国之间关于二战的历史在整理和处理文化认同的方式上不同，但战争给各个国族带来的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却不是个别的现象，因此“东北亚”大框架为处理各种复杂的认同的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陈映真（作家，台北人间出版社社长）：
战争给台湾带来的精神创伤呈现出复杂性
战争责任中未解决和未承认的问题给后殖民台湾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台湾人原日本兵（注：又称台湾籍日本兵）的困境是特别生动的写照。1937年至1945年间，近20万的台湾人应征入伍，在南洋、华北和菲律宾等地服役。台湾人原日本兵在服役期间见证了日军在华南和南太平洋的暴行，也遭受了虐待和歧视。战争结束后他们被日本认为不具有日本人的身份，因此推卸对他们的供给、赔偿等任何责任。台湾人原日本兵不能作为中国人欢呼胜利也不能为日军失败而痛苦，他们有的人还带着满脑子“皇国思想”、有的人不为各国接纳、在大陆落户工作遇到困难、回台湾后又得不到社会的认知和关心。这些认同上的苦闷和困难的生活又遭遇日本推卸责任与台湾的漠视和抛弃，台湾人原日本兵就成为冷战思想的牺牲者。这些战争创伤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台湾－日本的范围，不仅表现了美日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目前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政权在后冷战时代的联盟。
施淑（学者，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日占对台湾人精神意识的塑造影响至深
在日占的五十年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实施包括日语教育、“国民性”的培养、宗教性“国体”观念的塑造等内容的文教政策使得台湾人自始至终与现代国家的国民和现代社会的公民在内涵上有极大差距。台湾人被塑造成天皇制家族主义国家观念下的“臣民”，思想意识上转向法西斯式的“皇国精神”。陈火泉的《道》和周金波的《志愿兵》这两篇皇民小说的样板中突出表现了这种认同的变化。王昶雄的小说《奔流》表现出“皇民化”历程中，台湾人的文化意识、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在殖民统治下的精神改造实况。
如何用文学回忆战争？
孙歌：对于战争的追忆要深入到历史的整体环境中
记忆依靠个人的头脑完成，因此排除情感因素的完全客观的记忆几乎不存在。通过语词和概念来呈现的回忆在作为历史和思想史的处理对象时就往往不那么准确，因此我们需要追问曾经被忘却或者正在被忘却的那些记忆。我们在面对东北亚关于战争的记忆时，需要把几个语言共同体的共有记忆整合起来，并且在大的框架下发现已有的历史定论背后隐藏的复杂性。例如美国在东北亚问题上的角色对于东北亚近日格局的影响及其与伊拉克战争的关系、中国现当代历史内部的变化与今天日本对战争态度的关系，等等。
王富仁(学者，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战争文学应该向美、向善
战争是历史的现实，而战争文学是由战争激发，是战争的回忆，但它不是战争；它充满仇恨，但又不是仇恨。《战争与和平》让人并不简单地憎恨法兰西，而是为人性的善、恶和战争带来的苦难所感动。东北亚的战争文学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战争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永远记得其他民族对不起我们的地方，而是应使人意识到战争的苦难，不允许其他民族欺压在我们之上。战争文学的目的不是激发憎恨，而是为人类和平增加力量。文学应该承担美化人性的责任，否则人就不能得到解脱，如果挑动民族之间的仇恨，就是以反战的方式呼唤战争，战争就会回来。
抗战文学需要反思
严家炎(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抗战文学是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
抗战期间产生许多优秀的作品，表达被侵略国家悲愤、苦难的感情，但抗战文学不仅是揭露敌人残暴、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文学，它更是深入反对封建愚昧的文学。救亡与启蒙在抗战文学中统一起来。比如田间的短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中“敌人杀死了我们，还要用刺刀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的句子就鼓舞人们做主人，不作奴隶，起来抗战。巴金、赵树理、师佗、丁玲、吴祖缃、姚雪垠、丘东平等作家的作品或明朗、或隐讳、或直接、或曲折地反应了抗战时期的不同问题，为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见证。在抗战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和抗战结伴而行，不曾停止，更未曾被压倒。而启蒙任务后来渐渐取消的原因是封建思想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并以革命队伍做护身符，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
张中良（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对表现正面战场的作品应予以重视
抗日战争八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但对抗战文学的研究还没有像抗日战争一样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文学研究用区域来划分抗战文学，比如国统区文学、根据地文学、沦陷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主要的战场文学是敌后战场文学。但抗战文学也以饱满的热情与多种形式讴歌了正面战场将士的爱国情操和牺牲精神，真实地表现出战争的惨烈与我军的巨大牺牲。但对于这些抗战作品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朴宰雨（学者，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的抗战文学体现了国际合作
《鸭绿江上》、《我的邻居》、《万宝山》、《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发的故事》、《红魔》、《龙窟》等文学作品，总结了朝鲜的抗战经验、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朝鲜的极大同情，并且声援朝鲜的抗战斗争。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尽管还有不少艺术的成分，有些反应不尽全面，但都带有“国际合作”、“国际互相声援”的重要意义，这对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战争中的作家
黄英哲（学者，日本爱知大学现代国学部）：
鲁迅对台湾文坛有深远影响
由于受到中国文学革命的影响，台湾出现了新文学运动，在介绍文学理论和主张之外，转载了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等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其中以鲁迅的创作和转载最多，甚至将鲁迅的译文作为语体文的模范。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当局加强了对台湾言论和思想的管制，又禁止使用中文。但台湾人通过日文翻译阅读鲁迅的活动却并没有停止。台湾又一次传播鲁迅的高潮出现在战后的“新五四”运动时期，介绍了以鲁迅为主的大批“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新文学的作家。这两次鲁迅的传播高潮表明，鲁迅对台湾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炳月（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中国之旅影响了武者小路实笃
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白桦派领袖。他的反战作品在“五四”时期被鲁迅、周作人介绍到中国之后，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他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日本作家。但在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武者小路实笃由一位人类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转变为支持战争的日本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在实笃1943年的中国旅行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他为日本兵感到羞耻，一方面对中国人文化观念中的“自我中心”表示不满，还表示出对日中战争的怀疑。他在旅行记中一再强调中国有恩于日本，反对日本向中国索取报酬。在其后创作的剧本中也表现出与中国人友好相处的愿望。通过对武者小路实笃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作家群体的复杂性，将“五四”时期实笃对中国的影响以及1943年中国之旅对他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可以深化对东北亚社会文化人思想的认识。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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