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设立‘慈善医院’或‘平民医院’，专门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服务，不是一把万能钥匙。”12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顾昕在“2005中国医疗机构改革·首届医院品牌与发展论坛”上作主题发言时说，慈善医院如何能鉴别谁是低收入者？如果慈善医院数量很少，而低收入者居住分散，这些医院如何能有效地为他们服务？把解决低收入者医疗服务问题的思路局限在医疗服务提供方，是一条死胡同。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已经导致低收入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下降。

　　顾昕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国医疗体制的两大重症。对于弱势群体来说，看病贵问题尤其具有杀伤力。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正确适当的医疗保障。

　　他说，自1989年医疗服务机构开始“自主化改革”以来，政府公立医院门诊和住院费用的增长势头，远远超过城乡人均收入的增长。从1990年到2004年，全国综合医院的门诊费用上涨大约11倍、住院费用上涨约9倍。“推动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很多，但供方诱导需求是一大因素。这是医疗服务提供者（主要是医院）追求收入最大化造成的。这也是被民众普遍质疑并且深恶痛绝的现象。”顾昕说。

　　对此，顾昕教授引用了《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上的数据：2004年医生人均年业务收入在中央属、省属、省辖市属、地辖市属和县属医院中分别是1990年的11．6倍、11．7倍、8．2倍、6．8倍和5．5倍。“哪怕是在上升幅度最小的县级医院，这一幅度都超过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他说，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已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低收入民众因“看病贵”而怨声载道。资料显示，在1993年，民众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就诊的情况并不严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这一问题突出起来。2003年，每5名自我感觉有病的城市居民就有1名因经济原因放弃就诊。

　　顾昕指出，根据最权威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2003年，64．5％的城乡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无任何医疗保障的城市居民比例随收入水平的降低而明显增加：1993年，最低收入组别中的城市居民约50％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到1998年，攀升为72％；而到2003年底，这一比例高达76％。

　　由于没有医疗保障体系支持，低收入家庭在很多情况下的应对办法就是有病不医，结果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导致进一步贫困，最终陷入恶性循环。他分析说，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进程中，这一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放弃门诊者的比例攀升速度更快，从1993年40．0％变成2003年的62．5％。

　　据悉，1993年，城市中收入最低组内仅37．5％的人有病却不就诊，但到2003年，该比例升至60．2％。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疗救助只提供大病开支报销，这对于改善贫困人群初级医疗服务可及性没有任何助益，反而会让贫困人群因看不起病而小病拖成大病，整个社会为此支付的医疗费用会更高。

　　在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教授魏众说：“中国公共卫生投资缺乏公平性。城市远高于农村，东部远高于西部。医疗支出的公共资金大都集中于发达的城市医疗部门。”魏是在“2005中国医疗机构改革·首届医院品牌与发展论坛”上作上述发言的。

　　他呼吁，政府应采取措施引导医疗补贴更多地流向农村地区、西部地区。

　　魏众说，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按筹资贡献公平性排序，中国被列第188位。“在中国，政府的医疗补贴大都集中于大城市。富裕的东部城市居民平均医疗总支出达到贫穷的西部农村的11倍。”

　　他介绍说，这一现状的造成是有历史原因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地区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县和乡镇级医院逐步建立，乡村也有很多赤脚医生。这一时期，农村地区医院床位总数已与城市地区持平。但随着后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瓦解，农村医疗保障的覆盖面积迅速缩小：从1980年的80％降为1998年的6．6％。

　　“上述变化也意味着政府从医疗部门筹资者的角色后撤。”魏众说。

　　据了解，卫生部门支出在公共预算中的份额，1991年为2．6％，1999年已降到不足1．6％。

　　根据卫生部门的相关资料，魏众还发现，即便是在占有公共医疗资源较多的城市，也只是少数城市家庭受益。“说的更直接一些，就中国整体而言，医疗补贴是不成比例地补贴给了富裕人群而不是穷人。”

　　本报北京12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