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月17日《新京报》报道，“我是世界上面临问题最多的市长。”昨天，在北京市政协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座谈会上，市长王岐山说，北京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北京也离不开农民工，北京农村人均收入就是河北省的城镇人均收入，农民工在北京干点什么都比在老家强。而“十一五”规划草案提出，北京未来五年的人口目标控制在1600万。

　　农民工在各地受到的户籍、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排斥是公开的“秘密”，我能看到的一个政府对于农民工的不排斥态度，一般停留在县、区级别，就一个省级地方政府而言，公开表示“不能限制农民工进入”，是不多见的，它既表现了一个地方政府的理性，也表现了中国社会在迈向和谐社会时的文化认同的增进。我们有理由为其鼓掌。

　　不过，在表示欣慰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王岐山的另一句话：“每次一想到地铁里那么多的人，我都会很紧张。”市长说自己紧张无疑是一种内心压力的释放，这样的紧张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就以这次会的情况来说，报道中提到，“委员们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企业发展、住房补贴、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有位女委员还提到，北京市的厕所在规划上不合理，数量上也达不到要求。另外，在个别地方的公共厕所还出现了‘禁止民工入内’的字样。委员们认为，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都是与和谐社会不协调的。”这样的问题搁谁身上能不感到巨大的压力？单就市长的前后两句话而言，也形象地表达出北京这座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两难。一方面，城市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们的努力。出于一个城市应具有的“良心”，硬性限制农民工自由进城务工是不恰当的做法；另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与农民工涌入城市，也会给整个城市的交通、建设和管理等等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这一点来说又要求引入农民工也必须理性和有节制。城市的管理者不能唯心地对这种进城务工的“自由化”找出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来加以控制。

　　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考验的不只是一个城市的良心或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良心，而是更高要求的城市管理的科学程度。而要保证这样的科学程度，以北京的一己之力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一旦城市的“能力”有限，下意识地做出某种不利于外地人的调整，那么必然遭到巨大的反对力。

　　问题还是要解决在源头———对于提供进城务工人员的地方而言，有必要和北京进行“会商”（前提是北京愿意与之谈），通过“会商”，使问题的解决成为共同的使命，而不至于压在一个城市的肩上，造成被动。另外，提供进城务工人员较多的地方，也有责任替北京等城市着想，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前途分析”，使得进城成为理性的、有规律的行为，而不是乱糟糟的，所有的问题都由北京扛，这样，王岐山市长或许就不会感到矛盾了。

　　刘方志（江苏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