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片《两岸三通》整理稿

　　1979年1月1日，海浪如往常一样拍打着海峡两岸。然而，全世界都注意到，一个影响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文告非同寻常地发表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一天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与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涉台政策的提法紧紧相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取代了延续多年的“解放台湾”的口号。

　　《告台湾同胞书》在提出考虑、尊重台湾现实情况和台湾各界人士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通过两岸商谈，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等主张的同时，引人注目地首次提出了“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的倡议，这个倡议，后来被概括为“两岸三通”，即两岸通邮、通航、通商。

　　两岸“三通”作为一个主张被提出，是这个时候的事。不过，两岸“三通”作为一种客观需求，却是由来已久的。

　　在台湾海峡的深处，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海底电缆正静静地横卧在泥沙之中；1887年的某一天，这条连接台北淡水和福建川石的海底电缆开始在两岸间传输电报信号；1975年，它最后一次出现在台湾的海军水道图上，此后便踪迹全无，并逐渐被人们遗忘。

　　福州市连江县琯头镇码头

　　2003年3月22日，星期六。一大早，两岸“三通”采访组就从福州市连江县琯头镇出发，前往30海里以外的川石岛，探寻海底电缆遗迹。

　　川石岛位于闽江口的北岸，距福州30海里，距马祖只有15海里。由于形状像一个“川”字，故名川石岛。

　　经过近1个小时的海上航行，一座小岛出现在眼前。曾经三赴川石岛寻访海底电缆的陈道章老人不顾80岁高龄，亲自给采访组带路。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只见浓荫蔽日、山花盛开，俨然一处避暑胜地。谁又能想到，这座面积仅3.8平方公里的小岛，竟承载着一段两岸通讯的历史。

　　翻过山顶，下到一处不大的海滩。嶙峋的礁石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10厘米宽的凹槽，从山上延伸下来，一直通到海里。

　　福州市马尾区政协原副主席陈道章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跟当地的老人在一起，他们说这是一条电缆槽，我看了一下也是，因为电缆是金属绞合成的，需要保养，它很容易氧化，用水淹住就比较难氧化，可以保持得久一点。”

　　一位陈老先生说，有了这条电缆槽，再结合海图等资料，就可以确定川石——淡水海底电缆就是从这里入海，向东经过马祖，在北纬25度和26度之间穿过，直达淡水。

　　台湾淡水沙仑海水浴场

　　就在福建采访组到川石岛寻访海底电缆之后不久，台北采访组到淡水的沙仑海水浴场，希望能够找到海底电缆在淡水的登陆地点。已经70多岁的林义华老先生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这里，据他回忆，小时候他曾经看见现在的淡水邮局附近有过一片很大的建筑物，当地人称为“海水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炸毁。

　　台湾淡水居民林义华说，屋角没有了，电线杆、铁塔都没了，那个小间、专门发射的都被炸坏了，比较矮的都被炸坏了。

　　几十年的岁月可以抹去海底电缆在大地上的印痕，但却抹不掉历史的记忆。据史料记载，川石——淡水海底电缆工程于1887年7月开工，9月中旬便完成铺设，电缆全长117海里，耗费大洋22万两。

　　福州市马尾区政协原副主席陈道章说：“这条电缆是我们中国人用中国人的力量敷设的，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条海底电缆在川石和淡水两端的陆上部分全部遭到破坏。

　　2001年，就在陈老先生寻找海底电缆的同时，福州电信部门得到消息，有人见过这条电缆。

　　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电信支局原局长赵忠回忆当时的情景：渔民下海捕捞的时候，十几年以前有捞到这条电缆，后来又放下去了。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就从那个方向，我们雇船去捞了十几天，后来发现了电缆。退潮的时候把绳子绑一下，然后涨潮的时候就上来了。然后锯下一段来，就捞上来了。

　　捞上来的这段电缆如今就摆放在福建省电信公司的展厅里，它的存在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两岸通讯。

　　实际上，从三国时期开始，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到了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形成，人员往来和通邮、通商、通航全部中断。

　　秉持“和为贵”的想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在这番话的感召下，大批国民党将领通过种种途径回到了大陆。当时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归来，更是轰动一时。

　　1963年，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首先提出了开放两岸交流交往问题。

　　7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美正式建交，这些都为发展两岸关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而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与之相呼应，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提出了两岸之间进行通邮、通航与经济交流的主张。

　　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乐美真回忆：“我体会当时最重要的是两岸建立一定的联系，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你要联系就要坐船、坐飞机，就要写信、打电话，最起码人民之间的联系。”

　　《告台湾同胞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文告的形式发表以后，交通部、邮电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纷纷发表谈话，发布相关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三通”。同时，相关部门制订了两岸“三通”的规划方案、实施方案以及管理办法，加强重点港口和机场的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两岸“三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乐美真接着说：我们交通部首先采取措施，我们远洋船队第一次从台湾海峡经过。在这之前，我们的船队都是绕道台湾的东南部，经过巴士海峡，再进入正常的国际航道。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安全地通过，当时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促进两岸缓和还是起到很大作用。

　　厦门战地观光园里，有一只气动大喇叭，在两岸严重军事对峙时期，福建前线广播站就是用它来向金门喊话。1981年9月30日，金门的国民党驻军听到了女播音员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播音员陈菲菲：金门同胞们，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谈话中指出，海峡两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这是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概念和内容。

　　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两党平等谈判，第三次合作，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这是很突出的，反映最强烈。第二个就是“三通”的问题应该摆到相当的位置。实现祖国统一，要和台湾两党平等谈判，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实现“三通”，这个比较容易，而且这是当务之急。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谈话时指出，美国可以鼓励、劝说台湾跟大陆搞“三通”，通过接触，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实现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祖国大陆明确地向台湾方面传达了一系列发展两岸交流交往的“三通”主张，而当时的台湾当局却十分谨慎。就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个月后的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虽然大陆发出的善意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回应，但是这些政策却像投入的巨石，在台湾民众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许多的老兵平时坐到一块儿，一谈到家乡都痛哭流涕，河南人走到一块儿用河南话在那里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回家探亲？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家里通信？

　　而与此同时，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也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时任蒋经国秘书冯沪祥回忆当时的情景：民众很多人都写信给他，其中有好几封信不约而同用哭诉的这种口吻跟经国先生讲，说他们年纪这么大了，当时蒋老先生带他们到台湾，现在蒋老先生已过世，他们如果再不能回自己家乡去看亲人，他们也只有在台湾老死了。他听完后，整个表情是非常凝重的，表情是非常专注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心中产生着重大的激荡。

　　一年后，台湾当局宣布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一放，犹如洪水开闸，势不可挡。

　　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晓郁接受采访时说：这个势头发展很快，因为它符合人民的愿望。所以到1990年，才短短的两年多，就来了，我记得是200多万人次。

　　1988年8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成立，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处理有关两岸“三通”的事务。

　　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晓郁：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三通”领导小组，主要由台办、当时我在那里牵头，再加上相关的一些部委。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制订两岸通航的、主要是通航的整个文件。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大陆方面为开展两岸经济、事务性商谈而专门设立的机构。在此之前，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

　　1991年2月，台湾当局出台《国家统一纲领》，回避两岸民众对“三通”的现实需要，将“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列入中程阶段。

　　1992年7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海上、空中通航问题做出严格规定，两岸船舶、飞机等运输工具不得进入对方区域，对违反规定的台方人员将处以从罚款直至判刑的处罚。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五岳回想起来说：在“国统纲领”订定之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订定之后，气氛是比较好，但是也没有取得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推进作用。

　　尽管台湾当局对“三通”问题还在迟疑观望，甚至还出台了限制性措施，但是，祖国大陆仍然秉承善意、务实的态度，求同存异，并不断推动两岸“三通”的进程。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再次阐明：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两岸同胞利益之所在，完全应当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陈云林介绍：这个著名的文告，它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台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江八点”全面地提出了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许多重要的主张、政策、想法，因此它极大地推动了其中包括“三通”方面的重要进展。

　　然而，刚刚出现的两岸交流的良好势头，却被后来的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破坏殆尽。自以为坐稳了官位的李登辉违背自己的承诺，开始公开在岛内制造“台独”的氛围。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杨开煌：1995年的年初、元月30号，江主席提出“江八点”，对两岸给了一个非常善意的信息。这一年的4月8号，李登辉也在台湾提出了所谓的“李六条”来回应，其实是来阻挡“江八点”所释放的善意。

　　1995年5月，李登辉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讲，公开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治图谋浮出水面。

　　1999年，李登辉又公然发表“两国论”，致使两岸交流、对话、商谈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岸关系急转直下，走入低谷。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张五岳：李登辉第二任这样一个任期的尾声，不管是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或者1999年“特殊两国论”，让两岸关系的气氛似乎起着一个比较负面的作用，在“三通”议题上当然就无法取得大幅度的进展。

　　2000年5月20日，民进党上台，陈水扁上任。面对岛内各界要求“三通”的强烈呼声，他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要开放两岸“三通”，另外一方面却不断放出“三通”会使台湾经济“边缘化”、通航会危及台湾的所谓“安全”、“三通”会危及所谓“公权力”等言论。给台湾民众的“三通”热情泼冷水。

　　最为典型的是，2002年5月9日，陈水扁刚刚在金门大担岛表示，两岸“三通”是必走的一条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又宣称，两岸“三通”或直航并非台湾经济的“万灵丹”，要台湾民众不要对“三通”期望太高。而面对祖国大陆就“三通”进行民间协商、各自确认的主张，陈水扁在与岛内工商界会面时声称，任何形式的直航都会危及所谓“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否定了民间协商的可能性。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所长 吴能远：这些变来变去的，看得出从台湾当局本身，它也认识到“三通”是必须实行的，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出于它的意识形态的坚持，刻意要把“三通”作为泛政治化的处理来加以阻挠。

　　陈水扁变来变去的说法，与台湾民众的呼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对他一贯标谤“重视民意”言论的莫大讽刺。

　　近来，陈水扁当局提出“两岸直航三阶段”，公布“两岸直航影响之评估”报告，单方面开放“两岸货运便捷化”。对此，台湾有媒体评论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为了缓解民众的压力，为陈水扁2004年选举拉选票。陈水扁当局有意夸大两岸直航对台湾“安全”的影响，把两岸直航问题泛政治化、复杂化，宣称在“一边一国”框架下谈两岸直航，企图将两岸航线国际化，这些都为两岸直航制造了新的政治障碍。

　　实际上，两岸民众对两岸“三通”呼声的日益高涨，决非陈水扁一人或台湾当局一方面所能左右。因为，两岸“三通”是关系台湾民众福祉和利益的大事。一方面，两岸“三通”可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和经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陈水扁当局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接受“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的僵局无法破解，台商和外商对岛内的投资意愿降低，许多跨国公司和企业相继撤离台湾，转到大陆或香港等地发展，致使台湾股市、汇市下跌，失业率上升，台湾经济衰退，台湾民众都迫切希望通过两岸“三通”来缓和两岸关系，以此挽救台湾经济，使台湾百姓提高生活水平，安居乐业。

　　然而，面对岛内此起彼伏的批评声音和日益下滑的经济形势，陈水扁却发出“走自己的路”、“一边一国”等“台独”言论，希望以此转移民众视线，遏制“三通热”的势头。

　　但是，岛内民众对两岸“三通”的呼声并没有因为陈水扁的态度而下降，反而日益高涨。

　　近年来，为推动两岸早日实现直接“三通”，大陆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政策。

　　2002年5月，对于台湾当局表示可以通过民间团体商谈两岸“三通”的首次表态，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发表谈话，欢迎台湾工商界前来商谈。

　　从2001年1月到2002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多次发表谈话，指出两岸“三通”本来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只要把两岸“三通”看做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就可以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协商的办法，尽快地通起来。钱其琛强调，为使两岸经贸合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应该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200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继续大力开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大力推进两岸直接“三通”，向世界表明祖国大陆三通政策是连续的、一贯的。

　　两岸“三通”，这是几十年来海峡两岸未竟的诉求。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因为人为的因素变得如此复杂；一个起码的要求，却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为了台湾民众的福祉，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祖国大陆早已敞开“三通”的大门，以博大的胸襟、高瞻远瞩的目光，务实地推动着“三通”的进程，期盼着两岸“三通”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