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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也就是12月1号是第19个世界艾滋病日,众所周知,艾滋病是一种流行病,就像其他的流行病一样,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国家用前所未有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但是另外一方面,艾滋病又不能说仅仅是一个流行病,因为它是一种和性,和吸毒有关的病症,社会和公众面对艾滋病的时候,没有无法像面对以往流行病那样坦然或者想法那么单纯。到底该如何地看待艾滋病,如何看待艾滋病人以及如何看待艾滋病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何来控制艾滋病的发展和蔓延,在这些问题上,许多专家和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甚至是对立。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楯教授,李教授在艾滋病问题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当前预防艾滋病政策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反思,今天就邀请李教授和网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艾滋病现状是什么样的,我看到一个数据,说2003年的时候,由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共同制作和发布的一个报告,称中国现有艾滋病感染者是84万,到2005年初,新的联合报告又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有65万,从84万到64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不能说我们抗击艾滋病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成效?
李楯:中国从第一届艾滋病报告到今天有21个年头,我是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不管在艾滋病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只有不断地主动地检讨我们的策略,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
所以你首先提出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到底艾滋病是多少,到底感染者有多少。在84万数字出来之前,我们的专家,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在不断地讲着另一个数字,就是弄得不好,2010年中国将有一千万感染者,我们应该分析,一千万,84万和今年年初公布的去年的预测数字,它只是一个预测数字。如果说我们过去的预测和分析有不当之处的话,我们是不是做了深入的检讨。你说84万和65万之间有多大差别,我觉得作为一个预测数字,相对13亿人口它的差别意义不大,所以有时候我们注意不要拿数字去下结论,数字要对比使用的,我们有13亿人口,感染者究竟有多少,是84万还是65万,这两者的差别是不大的。
主持人:你是说可以在13亿这样背景下,在统计学分析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李楯:做政策分析的时候,没有数量级的差异。如果我们说有一千万还是有一个亿,那是差别非常大的。如果我们说84万或者65万,它的差别并不大。
正像你刚才谈的,艾滋病是一个传染病,我们应该注意到,艾滋病是一个非常难传播的传染病。刚才提到性,艾滋病的性传播据医学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因为我是做法律,在医学方面不是专家。他们告诉我,不用安全套,男传男,是1%,男传女是0.05%到0.15%,女传到0.03%到0.09%,概率非常低,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注意,但是可能对你来说可能一次就是100%,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血液传播几乎是100%,如果输血的话,每个人都要警惕,艾滋病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但如果自己采取措施,你没有不安全的性行为,没有和人家共用针具,吸食海洛因的行为,只有一个威胁,如果一旦不幸到医院做手术,需要输血的时候,会不会输入带有艾滋病的血液,这方面政府有非常大的责任,医院有非常大的责任,这涉及到我们怎么防备的问题。
主持人:作为一个专家,能不能告诉我们,84万、65万,还有国外一些NGO公布的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你刚才说到预测,这个数据很多网友觉得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数一个,不是这样吗?
李楯:不是,这个数据是用一个数学模型推出来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在电脑之中有一个基于这个数据模型的软件,需要你带进两个数字,一个是该国家高危人群在人口中占的数字,比如性工作者在总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使用毒品的人在人口中占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其他多性伴在人群中占的比例。第二个数字要代入这个人群感染率,高危人群的感染率,在中国,这两个比率都把握不清,所以这个数字按照数学模型推算出来的数字意义是有限的。
主持人:所以你才说84万和64万之间没有一个等量差别。
李楯:作为我们做政策分析,更多考虑到艾滋病在中国究竟是什么问题,有人说艾滋病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不是艾滋病作为一个疾病对人的危害成了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的存在造成了艾滋病这样的肆虐,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与世界性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是相联系的。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大部分感染者在农村。
主持人:但今天有一个报纸说,艾滋病已经成为富贵病。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李楯: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从某种意义来说,有一些社会地位并不低的人得这个病,更多的是穷人得这个病。富人他们更容易得到防病的知识,穷人比较难得到,边缘人群,底层人群比较难得到。富人得了这个病,能够得到较好的治疗,穷人比较难得到。从世界而言,在前些年,每年用于艾滋病的费用大概80到100亿美元,尽管感染者95%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可是用在发展中国家的钱不足10个亿美元,绝大多数的钱用在发达国家。我们面对艾滋病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它实质是什么问题,尤其在中国。它是一个标识,充分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是社会问题的集中点。
李楯:或者像温度计一样,反映外界方方面面的问题,各种因素都会影响这个温度。有人说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是没有国界的,我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疾病的传播是跨越国界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制度之下,在不同的国民素质之下,艾滋病有些地方是控制比较好的,歧视比较少。
主持人:反映出来的状况不一样。
李楯:有些地方问题相当严重,比如像问题集中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使相当多的人得了艾滋病,使国民生产总值有的地方下降30%。在中国来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责任编辑:刘新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