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看待“以后谁来当农民”

　　舒圣祥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篇《大声问一句：以后谁来当农民》的帖子，引起青年学人的纷纷议论。这篇帖子说，陕西某县有关调查机构对当地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做了调查，发现当地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到总劳动力人数50％以上，农村剩下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乡镇和村组干部自嘲为妇联主任、儿童团长、敬老院院长。

　　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至上的年代，其基本信念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必须借助理性才能获得，感觉经验本质上是不可靠的。面对“以后谁来当农民”的疾呼，学者党国英就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结果是：看了这篇“网上疾呼”，我的感受是喜大于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和青年学生的忧虑是不必要的。

　　“以后谁来当农民”的疾呼无疑是感性的，因为站在理性的角度，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只要人还必须吃饭，就一定会有种粮食的人，何忧之有？但是，过度的理性蒙蔽了感官的灵敏，冷漠地忽视了“以后谁来当农民”背后的民生悲辛。因为“以后谁来当农民”不仅是一个将来时问题，更是一个现在时问题。那就是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为什么农民非得远离土地才能致富？种地农民的微薄收入真的合理吗？农民对袁隆平说：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帮我提高了产量；可我也要埋怨你，因为粮食生产再多也不赚钱！这是为什么？

　　电影《傲慢与激情》中，女仆出身的公爵夫人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那些人为什么到巴黎来？是因为喜欢这里的肮脏与恶臭吗？不，是因为饿。拿这句话来形容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农民，再恰当不过：农民远离亲人，背离故土，是因为喜欢城市工棚冬天的凉爽和夏天的温暖吗？不，是因为生存。不说农民在城市获得的非市民待遇，不说老人和妇女独自承担农务的辛劳，就是年轻夫妻长年分居的痛苦，学者体会得到吗？我要说，对农民而言，在权利缺乏保障情况下，表面形式上的城市化，不仅是被动的，更是悲恸的！

　　整体的数据与城市化理论是死的，但数据与理论之下的农民是活的。我们既要用理性的思维归纳总结，更要用感性的眼睛正视在艰难生存的每一个生命。当我们张开感性的眼睛之后，还能用“真高兴”来评价“村小学校里只剩了3个学生，常住人口的2／3离开了村庄”吗？——离开的学生在城市里都有学上吗？离开村庄的人都生活得更幸福吗？——还能对“以后谁来当农民”的疾呼感到“喜大于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