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小企业主抱怨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三陪小姐”,明明对有些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而当这种反感的指向从个体迁移到群体,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仇官”现象就产生了。
蔡释虎
媒体人士
恩怨纠葛是世间常态,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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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日前刊发文章称,由于频频遭遇“吃拿卡要”,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主出现了“仇官”心态,其温和者仅是“愤懑不平”,说到群众闹事时眉飞色舞,觉得“痛快”、“解气”,偏激者则出钱、出人,为群体性事件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令人惊心的是,在不少时候,这些群体性事件与他们并无直接利益关系。在《瞭望》周刊的中,因有人冒充公务员殴打“棒棒”(挑夫),三峡库区某市大批市民聚集政府大楼“讨说法”,事件过程中,有些与事件毫无关联的人竟然包下酒店房间看热闹,出钱雇人拉砖头(当武器)。
缘何有此怪现象?
其一,“潜规则”盛行,程序公正缺失。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公平的游戏规则是消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手段。但平心而论,我们现在少的恰恰正是这一公平的游戏规则。职位申请,有“关系”者占先;项目审批,有“渠道”者独得……所谓“刚性程序、柔性执行”。为了不被“柔性执行掉”,企业不得不劳神费力耗财打通关节。
其二,公权私化,角色错位。“说你行也行,说你不行也行。”一些权力机构视自己手中的“图章”为私权,审批事项通过不通过不是“因为你符合了条件”,而是“因为我认为你符合了条件”。与此相应,一些领导干部也视自己为“官”,公务员精神严重匮乏。
其三,权力深陷利益格局。权力应当是权利的“仆人”而非“主人”,一旦这一关系不能得到承认,权力就会异化、堕落。近年来,权力与财富的结盟正在不断显山露水。这一点,在各地的征地、拆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随着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积淀,社会的反感也在积聚。不少中小企业主抱怨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三陪小姐”,明明对有些政府官员极度厌恶,却不得不笑脸相迎。而当这种反感的指向从个体迁移到群体,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仇官”现象就产生了。
虽然准确地说,“仇官”现象并不总是显得合情合理,其中有很多是以偏概全,抱着社会成见“一竿子打落一船人”。但这一嫌疑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反思。
曾经有位崇信社会进化论的学者说,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霸主”:政治界有“权霸”,经济界有“钱霸”,学术界有“学霸”……他所说的“霸主”就是指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
但任何一个权力机体,一旦偏离社会公正,变成自身或他人的牟利工具,它都可能遭遇社会的“仇视”。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企业都渴求自由的呼吸。他们希望,自身的诉求可以在一个自由出入、阳光明媚的大厅里被公开地讨论、审核,符合条件的放行,不符合条件的被驳回。
如果所谓的“霸主”不可避免,那么,预防、消除这种“仇视”需要我们有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而言,透明的成本是最小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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