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挖沙王年赚几千万 无人为生态受损埋单

　　本报记者 张可佳

　　“挖沙王”一年能赚几千万

　　1月26日，记者登上停泊在鄱阳湖的“挖沙王”——当地人对这种差不多一个标准泳池大小的巨大挖沙船的称呼。在鄱阳湖周边各县，挖沙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地方财政的最重要收入。

　　就在几天前，当记者跟随中国科学院水生所江豚考察队来到江西湖口县采访时，一位专家说，每年发生在这里的密度极高的挖沙活动，已成为导致濒危动物白鳍豚、江豚加速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临近春节，往日成群结队来这里拉沙的大型运沙船少了很多，现在正是挖沙业一年中最冷清的时期。但记者仍能看到，许多挖沙船一字排开，并列停靠在湖中心，船上高高的塔吊和各种笨重机械林立，有点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繁忙的建筑工地。

　　记者登上的这只“挖沙王”，刚刚给一条800吨的小型拉沙船装完货，船上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已经停了下来。一位安徽籍的工头与记者在船上边转悠边聊天。

　　“这样大的船一天最多能挖多少沙？”记者问。

　　“最大的船能拉近万吨沙。现在是枯水季节，大船进不来，要先用驳船运出去，再把沙倒到大船上。现在又快过节了，船来得很少，一天挖不了多少啦。”这位工头显然很不情愿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说，这船的“老板”是浙江、安徽的多个股东，他们花2000多万元合资买了这条船，又花400万元买下了这片采区（湖面）一年的开采权，“一年能赚几千万元吧”。

　　工头不肯说出这条船在2006年一共赚了多少钱，只是笼统地说，“开销很大，包括要给当地采区管理部门15％的提成，还要花很多钱买油，这条船忙活起来一小时就要烧掉近万元的柴油”。

　　记者从水生所专家那里听到的说法是，只要有运沙船来，这些挖沙船就能整天不停地挖，特别是在夏秋的丰水季节，一夜就能挖出十几万元的沙。

　　渔民无鱼捕，江豚无鱼吃

　　江豚在江西被称作“钢（江）猪”。“挖沙王”上的工人说，经常能见到江豚在船的附近跃出水面。对于“知道不知道江豚是国家法律保护的濒危动物”，“知道不知道全世界、全中国只有鄱阳湖、洞庭湖和长江中游才有这种江豚”这些问题，工人们大都摇头，表示“没听谁说过”。

　　当记者询问，是否知道挖沙会影响江豚的生存时，几乎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茫然。

　　“这挖沙的钻头能打多深？在这一片采区能挖多久？”记者换了个角度问道。

　　还是那位工头说，湖底的沙层从十几米到100多米，不一定。什么时候挖出沙就算，直到挖干净，再换一处。至于是否勘探过沙层的蓄积量，他并不清楚。

　　“也说不定挖不到一年我们就得换地方了。过了节要往湖里边去，里边有的是沙呢。”他已经在这船上干了一年半，“收入还不错”。

　　考察队租用的渔船，主人姓舒，老伴姓叶。老舒和叶嫂很烦这些挖沙船、拉沙船，正是这些大船把他们的生计给毁了。“这么巨大这么深的钻头下去，把好多逃不脱的小鱼都跟沙子一起吸上来，这些年挖沙的船越来越多，湖里的鱼却越来越少了。”叶嫂一边给女儿做着绣花棉鞋一边说，“去年，我们忙了一年，也就卖了两三千元的鱼，比起以前真是少得太多了。就说这鄱阳湖的特产凤尾鱼，现在连一条都捕不到了！”

　　“不是每年3月20日到6月20日有休渔期吗？休渔期也不管用吗？”记者问。

　　舒大哥说，渔政局也做了好多事，年年都往湖里放鱼苗，但是没起多大用。“3月份把3寸多长的鱼苗放下去，6月一开禁，还没等鱼苗长大就被迷魂阵、电打鱼（两种违法捕鱼方式）给捕光了。”

　　另一条被此次考察队租用的渔船主人胡大爷补充说，“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他们要来检查了，就都把迷魂阵的竹竿拔起来，把渔网沉下去，你现场会开完了，他又把迷魂阵支起来。”他们说，湖口这边管得很严，处罚也很重，没人敢搞了，但是九江、都昌、星子等鄱阳湖上游县的电捕鱼船，还是会时常过来顶风作案。

　　据舒大哥讲，就在20多天前，他还看到庐山区的10条电打鱼的船连成一排，打了一整天也不过打了1100元的鱼。“费这么大的劲这么多油钱不合算了，他们这才回去”。

　　“要说现在渔民也很难，鄱阳湖里越来越打不到鱼了，靠政府的两三百元挖沙补贴费用，根本盯不了多少日子，更补不上渔民的损失。”湖口渔政局局长周军琪多次在县政府和人大会议上为渔民讲话，他人到中年，在渔政局工作快20年了。

　　他认同专家和渔民们说的“挖沙直接导致渔获的减少”。他说，“过去这儿的野鸬鹚、白鹭、天鹅、大雁、八哥等等水鸟很多很多，许多鸟是吃鱼的，它们成群结队地跟着渔船飞，现在鱼没有了，水鸟也少了。”问题是，“渔政监察船没有电打渔船跑得快，能抓到的只是极少数。一旦抓到就没收渔船、重重地罚款，所以湖口这边的渔民早已不搞电打鱼了。上游因为湖内沟沟叉叉很多，管理就不大容易”。

　　江豚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周军琪是鄱阳湖9个渔政分局中湖口渔政分局的局长，他的办公室外面同时还挂了5个牌子，包括长江湖口白鳍豚江豚保护站、渔业资源监测站等。而实际上，他的权力却很有限，“县政府把资源包出去了，能要一点点补偿，不过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这样毫无节制地挖沙不仅是苦了渔民，挖沙挖得没有鱼了，整个湖区生态全给破坏得差不多了。”

　　原来，由挖沙引来的经济活动规模庞大，包括众多大型挖沙船、往来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和鄱阳湖之间的大量运输船队、驳船、油船、煤船就能把航道铺满。

　　“每隔半分钟就有一条大船过来，这种密度让江豚根本无法自由游到对岸或从公路桥、铁路桥下经过。”中科院水生所王克雄博士说，作为这次考察的领队，他和几位考察学者都曾参加去年12月结束的长江白鳍豚考察。

　　据考察队测算，至少应当间隔8到10分钟过一条船，才可能给生活在这片湖区的江豚一个喘息和游走觅食的机会。“江豚的游泳速度大约每秒一两米，在冬季，鄱阳湖枯水季节，湖口这段湖面基本就是一条不足千米的河。而这一带是江豚最集中的栖息地，大约有百余头。加上在上游的一些，乐观的估计整个鄱阳湖可能有近400头。”王克雄说，现在，湖里的鱼太少了，连渔民都难捕到鱼，江豚在噪声极大的运沙船的骚扰下，它们的声纳系统几乎没法发挥作用，能否找到食物就可想而知了。

　　在湖面上，考察队员轮流值守，目不转睛地盯着分工的水面，搜索江豚。湖水非常浑浊，尽管一头成年江豚体长近两米，也只有在它们跃出湖面换气的时候才能发现其踪迹。从一整天的湖面巡回观察记录看，两条考察船在湖口一带总共观察到80头江豚。从定点水下声纳监测仪器报告的数据中，也证实了这一数字。

　　“最糟糕的是在这些濒危动物最后的栖息地里，同时发生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考察队员李松海博士说，“这里有这么多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江豚，却又同时有那么多的挖沙船，真是太恐怖了！”

　　挖沙为政府带来巨大收益，却影响了渔民的生计

　　据周军琪局长介绍，挖沙经济是从1998年大洪水之后进入鄱阳湖湖区的。开始几年对渔业和生态的影响还不很明显，当时，污染的问题、过度捕捞的问题更突出，政府、渔民和媒体都没把挖沙当回事。挖沙来钱非常快，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收益，比费尽心思去招商引资容易多了，现在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到处都在搞工程，哪里都要用沙。各地过来的挖沙船老板只要交上几百万元，就划给他一片湖面，你坐在家里人家就找上门来了。

　　周局长说，自己每次只要见到上边领导来检查工作就反映挖沙的问题，但说了多少次，并没见有多少改变。他说，鄱阳湖生态和江豚生存的问题的确是被忽视了，这几年，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上千吨的船越来越多，挖沙限制不了，是因为它给很多方面都带来好处，也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

　　“但是，我很清楚，这挖沙带来的问题和影响真是太大了。首先，湖水是越来越浑，原来湖口连接长江的这边是清水，长江那边是浑水，现在整个儿倒过来了。鄱阳湖的水比长江脏多了。其次，湖水中的浮游生物、藻类都没有了，鱼虾一年比一年少，白鳍豚已经多年未见踪影，中华鲟也很难见到了，一些在沙滩、石头间、草根上产卵的鱼类的产卵场全被破坏，半回游性鱼类的回游通道被繁忙的挖沙、运沙船占据，接下来的就只能是江豚最终断了‘口粮’，小豚即使生下来也难以长大，最后就是这个物种消失。”

　　据介绍，鄱阳湖区14个县共有渔民1万多户，省里要求各县政府每年要从挖沙收入中拿出一些钱补贴给渔民，但未规定比例、数额。各县执行政策中有些差别，多的地方如永修县一条船（一户渔民）一年发1000元，少的如湖口县是300元。有些地方是渔民自己争取到较多的补偿金。

　　周局长说，在江西这样的经济不发达的省，争取生态保护资金很困难。一次省里渔政局领导来开会，他左说右说才要到2000元，他用这笔钱在江边给白鳍豚和江豚立了一块大宣传牌：“江西湖口八里江白鳍豚和江豚的乐园”。逢夏秋电捕鱼高峰时期，他每天一早一晚都要下湖巡查两趟。“毕竟责任压在头上啊，电捕鱼船一旦误伤了江豚，你要坐班房的啊！”

　　他翻出当年一些拯救被螺旋桨打伤的白鳍豚、江豚、中华鲟的照片说，媒体对这些事报道很积极，渔民都知道这些动物不能碰，一旦发现受伤的中华鲟，都会马上报告我们，我们也会给渔民200元作为奖励。但是他们不大清楚把鱼（电击）打光了同样会把这些豚类逼上绝路。

　　记者在湖区采访了几位老渔民，他们对“挖沙挖没了鱼，断了渔民的生计；电打鱼捕光了鱼，断了江豚的生计”很清楚。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往年秋季湖口凤尾鱼渔汛期，一条船总能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今年竟然是一点儿都没有了”。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这与长江蓄水有直接关系，“今年这里的秋季水位是1973年以来同期水位最低的一年。大片本不该裸露的河滩全暴露出来，鱼儿没地方产卵，正值生长期的鱼也没法生长了”。

　　渔民胡大爷说，“在2006年，水也没来，鱼也没来”。以往，立秋后都要涨一次秋水的，今年却只有两三厘米高的水。鄱阳湖的渔民都知道，夏天洪水时节长江水倒灌越多，渔业年成越好，但是“现在怕是没指望了”，鄱阳湖水只是往外流了。

　　在湖岸边，记者看到护坡上堆着许多锈迹斑斑的巨大铁锚和废旧轮胎。舒大哥说，这都是他“失业”后改行打捞的废品。叶嫂说，“现在我们渔民是什么活儿都干，有人上挖沙船上拣破烂、下湖捞废铁，有的为零散游客或者电信公司、供电检查人员揽活搞运输，能接到一租几天考察船这样美差的，真还是少之又少。”

　　无人为鄱阳湖生态受损埋单

　　记者获悉，挖沙给当地每个县每年都能创造数千万元收入，这对经济欠发达的县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怎能“守着金碗讨饭吃”？原本沉默湖底的厚厚沙层，转眼变作巨额财富，怎么不诱人！据说，当地的沙至少还能挖10年。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些沙作为国家矿产资源，其价值（包括生态价值）的损耗应当计算在产出成本中，而目前完全被忽略了。生态损失的账该由谁来埋单？

　　“这些大规模的挖沙活动有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记者问。

　　周局长说，“从来没有。没人搞过环评。挖沙就是水利部门办证。省里曾要求：水利部门批办挖沙证前要与渔政部门协商，但是现在也都不找渔政部门就批了。”

　　据悉，鄱阳湖区5万多人口靠渔业为生。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在2006年白鳍豚考察结束后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曾建议，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主要湖区逐步实行禁止商业性捕渔。对此是否具有可行性，记者征询了渔政局周军琪局长的看法。他说，从鄱阳湖5万渔民的生计考虑，如果禁渔3年到5年或更长时间，只要政府妥善安排，有可靠的替代方案应当是可行的。因为事实上，湖区渔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难靠捕鱼为生，已经在自己寻找新的生计。渔家年轻一代更是不愿继承父业，没人愿意打鱼了。

　　周军琪还提出，大型工程占用农民耕地、山林都有补偿，而占用渔场资源却没有给予补偿，修建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时，附近500米湖区不能有渔船作业，而渔民每年都交纳了资源使用费。

　　如果这些水上大型工程和日益高涨的挖沙活动，事先有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影响评价，并且公开征求过利益相关方和专家的意见，周局长和专家所担心的问题可能会大大减少。而且，给湖区渔业发展、渔民生计、生态和江豚保护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如此之大。而现在，我们面对的，却是没有为生态灾难埋单。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