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药品市场乱象，企业谈判权需扩大
□徐立凡
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８年“恩怨”，是郑筱萸案发后舆论热潮中的一个独特视角。
以利益为主体的关系，是现实关系中最真实、最常见的一种关系，但它不应存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因为它不仅没有法理性，而且靠不住，并造成了恶果。特定时期之外，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追求利益，而是合理分配利益。所谓“政府自肥则社会必瘦”。具体到动荡的中国医药行业，就是企业苦不堪言，百姓怨声载道，官员纷纷落马——这个领域涉及的诸方无一获利。如果人人都在一场“零和游戏”里玩，社会和民生进步从何谈起？
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因利益往来而造成的腐败，我们已经投入了很多关注。姜伟的倾诉，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两者间是一种合作框架，那么社会关系就容易和谐；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恩怨”不已，终将涉及到百姓。
一个简单而理想的模型是，政府不介入逐利，并尊重企业的逐利本能，同时尽量帮助企业在制度化条件下生存、发展。这样，企业对社会的造血功能才会增强，并使百姓受益，最终形成政府、企业、百姓都获益的多赢格局。这个模型的主角是政府，而政府也理应在构建新型合作关系中进行主导。就当下困扰不已的药监系统而言，解决市场乱象无疑是当务之急。而这个艰巨任务，仅靠政府部门自身显然无法完成——毕竟，利益格局已然形成，没有哪一方会主动退出。要想使这个利益格局变得有序一些、合法一些，政府部门除自己改革外，还必须有更多的合作意识。
强调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部门主动放弃药品集中审批权。即使在药品市场有序的美国，审批权同样高度集中。只要权力存在，就有寻租空间。问题不在于我们去“消灭”这个客观存在，而在于不让这个空间顺利运转，更不能让这个空间以“管理”的名义行罪恶之实。因此，扩大企业的谈判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办法。比如，发布政策前，加入一个协商过程，通过公开对话、博弈等形式实现，而不是借助中介公司、贿赂官员。政府权限的“让步”，可以换回管理上的“进步”，并最终为药品市场打下一个靠“专项治理”无法实现的良好基础。一旦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框架搭建起来，药品企业和消费者目前的紧张关系才有望缓解，并使这个领域的民生，实实在在得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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