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良栋
新刑法典取消了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条文设置上力求具体、细密，分则设置了十章，第三章下设八节、第六章下设九节，不可不谓法网“严密”。但这种章节设置的科学性仍然值得探讨。
一是一些本属同类的罪名、罪种却被分属不同章节，导致适用上的困难。
如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本应都属于诈骗罪种，却分别规定在第五章和第三章第五节、第八节，其定罪量刑的标准各不相同，实践中莫衷一是。对此，应当严格按照同类客体分类，将这些同类罪名统一归到一章中，按照罪刑系列的方式规定，即有一个概括罪名，再设若干具体罪名，同时构成概括罪名和具体罪名的，择一重处；只构成概括罪名的，按该罪名处理。
二是分则十章中，有的章下设节，有的不设，不统一，且不设节的几章条文罗列较乱，缺乏章法。检视分则各章，实际上都可以再设节，将侵犯同类客体的罪名归拢到一起，既利于区别不同情形严密法网，也利于平衡不同情形之间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实行法定主义，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但对于是否可以作为自然人犯罪，追究组织实施者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有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应当按照自然人犯罪追究组织实施者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其一，对组织实施者按照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其二，为个人利益还是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属于犯罪动机问题，而不是犯罪的主观要件，不影响犯罪成立与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以违法所得的最终归属作为定罪的界限，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缩小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盗窃所得归单位还是个人所有，不影响对盗窃罪的认定。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了他人财物，盗窃行为就已经实施完毕，至于为本人还是为他人实施犯罪，如何处理盗窃所得，不应当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其三，《刑法》第30条关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指法律没有特别规定，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而不是“不能认定为犯罪”。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一般采双罚制，在处罚行为人之外，对单位判处罚金，而不仅仅处罚单位，因此这一规定是为了对单位进行处罚，而不能认为是对实施犯罪的自然人的豁免。并且，单位决定实施的犯罪行为还可能包括绑架、杀人、故意伤害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果机械地以“单位实施”为由，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即使从非专业人士的角度去理解，也显然违背立法目的。
(作者系公安部法制局局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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